《我所略知一二的成都街巷》

鼓楼南街

对于“韵远楼”，现在没有几个人知道了，但是因它而留下的街名，却至今仍在使用，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鼓楼街。

韵远楼是老成都的钟鼓楼。传说成都人与武汉人吹牛，武汉人说，“武汉有座黄鹤楼，离天只有三尺六”；成都人说，“成都有座韵远楼，楼顶已在天外头”。当然，这是吹牛，是摆“闲条”，不必当真，韵远楼无论规模还是名气，都远远比不上黄鹤楼，两者根本不在同一档次，但从这则“闲条”可以看出，成都钟鼓楼（即韵远楼）在前辈成都人心目中的地位。遗憾的是，韵远楼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拆除。

其实，以韵远楼为中心，成都有好几条以“鼓楼”为名的街道，如鼓楼洞街，鼓楼南街，鼓楼北街等。相比之下，其中鼓楼南街我比较熟悉一些。

鼓楼南街有一座清真寺，该寺始建于明，重建于清，是成都历史上第一个清真寺，该寺在中国古建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梁思成等古建专家曾来此考察并有著述。鼓楼南街清真寺原来规模宏大，但大部分建筑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机炸毁，仅有大殿及少量附属建筑幸存。后来，这座逃过了日机炸弹的建筑，却差点倒在八十年代末的拆迁铲下，好得各界奔走呼吁，拆迁规划终于作了一点改动，将大殿整体挪位保留下来，该寺现已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鼓楼南街还有一座叫“肇第”的建筑，给人留下的印象也不浅。“肇第”是一座私人公馆，其历史远不如韵远楼和清真寺那么久远，但它却产生了一条成都谚子：石肇武的公馆-----肇的（第）。“肇”在普通话中唸“照”（zhao）,是起始、开端之意；但在成都话中唸“哨”（sao),其意比较复杂，包括玩笑打闹、生事捣乱、胡作非为等。如：“李胖子是个‘肇巴根’，他的滑稽动作引得大家笑声不止。”又如：“李胖子不怀好意，今天是故意来‘肇’堂子的。”再如：“李胖子那伙人是‘肇的’，他们讲理么？”如此等等。

“肇第”落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其主人是川军刘文辉部下的旅长石肇武。石肇武原为土匪，被刘文辉招安后从连长升至旅长，此人1925至1933年在成都期间，仗势横行霸道，民怨民愤极大。后在二刘（刘文辉、刘湘）混战中，石肇武被刘湘部李家钰擒获，随后被杀，其头颅挂在少城公园示众，成都民众拍手称快。由此又产生了一条成都谚子：石肇武的脑壳——宰了！

占地四亩的“肇第”气派不凡，大门两边呈八字敞开，青黑色的大门沉重威严，让一般老百姓不自觉地避而远之。解放后，“肇第”成为成都市交管局的办公用房，后鼓楼南街改造，该公馆被拆除，其门楼迁至文殊坊白云寺街重建。

对于鼓楼南街，还有一处值得提说的地方，那就是“化八院”。

只要完整地上完初中化学课程，大概就知道侯德榜其人，侯德榜是世界著名化学家，他发明的“侯式制碱法”，一直被各国广泛采用。在成都，有一个单位，在“侯式制碱法”的基础上，成功地研发出多项新工艺，把制碱技术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使我国在这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单位，就是鼓楼南街的化工部第八设计院。化八院成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是我国重要的化工设计开发单位。不过，与同在鼓楼南街的清真寺和“肇第”相比，化八院毫不张扬，在鼓楼南街，它至今没有特别的标志，从其门前经过，如果不是知情者，人们连瞟一眼的余光都少有停留，外貌极其普通的它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在化工界，它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功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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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略知一二的成都街巷》

天福街

天福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街，很短，如果按铺面计算，街长约在二十个铺面左右，是我小时候常来常往的地方。

天福街的东头是芷泉街，西头是东门大桥，其街面情况见附图，此处不一一赘述。但对于街北的文具店和街南的羊肉汤锅店，我还是要说几句，因为这两处我有特别的记忆。

先说街北的文具店：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是流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句话。在那个时候，电灯电话还是稀罕东西，电话尤其稀罕。我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有一篇课文，讲的就是电话，说生产队要买什么东西，通过电话就解决了，细节记不清了，但课文里把电话称做顺风耳，这一点却记住了。学了这篇课文，我们都希望有机会体验一下电话。

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从天福街过，天福街文具店有一部公用电话，电话为壁挂式转盘拨号电话，挂在文具店中间的房柱上，很显眼。我们已经走过了文具店，一个同学突然说，他想给他爸打个电话，说话间，他脸上带着神气的表情。

于是我们一起转身进了文具店，“叔叔，我想打个电话，给我爸……”想打电话的同学对文具店营业员说。

“打电话？打吧，五分钱。”营业员说。

交了五分钱，营业员问，晓得你爸的号码吗？

“晓得，是☆☆☆☆”那时成都的电话号码是四位数。

营业员提起话筒，按同学说的号码拨号，拨号盘哒哒哒的响着，传到我们耳里，说不出是神奇还是稀奇。营业员拨号完毕，稍停即把话筒递给我的同学。

同学接过话筒：“喂，爸爸，爸……喂喂……”他一个劲地大叫，可电话那头像是没有反应。

他回头看着营业员：“叔叔，咋没得声气喃……”

营业员接过话筒听了一下，然后放下，接着提起来又拨，如此两次均未接通。“这个电话打不成，那边没得人……”营业员说。

听了营业员的话，我们都很失望，本来想“巴到”体会一下电话的新鲜，这个小小的希望却没实现。

就在我们往外走的时候，营业员却喊，小朋友不忙走，我们转身停下。营业员走过来说，电话不通不收费，说着把五分钱还给了我的同学，真是童叟无欺啊！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电话，在天福街，虽然是间接的。

再说街南的羊肉汤锅店：

也是有一天，我和阿娘从三瓦窑回家，当时三瓦窑不通公共汽车，那天我们才走到九眼桥，天已经全黑了，我也早就饥肠辘辘。过了九眼桥，我们沿星桥街、金泉街、水井街往东门大桥方向走，这一路有许多小馆子、小糕点铺等，我一边走，一边咕啷着要阿娘给我买吃的，可阿娘拽住我一直往前走，不理会我的咕啷。到了水津街，街面灯火稀疏，小馆子、小糕点铺都没有了，我的希望落了空。出水津街，我们本应左拐上东门大桥，可阿娘却拉着我往右拐，走不多远，只见一家羊肉汤锅店灯火通明，店门口的大汤锅飘散着诱人的香味。我们迎着香味进了店，落座后，阿娘要了一份羊杂碎，两双筷子一个碗，一双勤快一双懒，因为我正在“饿头”上的缘故，只觉得那晚的羊杂碎太巴适了，简直就是前所未有的美味，连丁点渣渣都被我打整得干干净净，最后咂着嘴走出汤锅店，已经上了东门大桥，我还回味着问阿娘，那种一嚼就“化了”的是什么，阿娘说，那是羊肝。如此美味的羊肉汤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后来小关庙、三官堂的羊肉汤锅，对我来说，永远都“不咋个”了。

说天福街，还想说说天福街的起点东门大桥。

东门大桥原为三孔石拱桥，在我的记忆里，对东门大桥印象最深的，是它曾经一度有钢架人行耳桥，或者说，它的桥栏曾经是钢架的，这在城区所有老桥中绝无仅有。

据有关资料，东门大桥的钢架人行耳桥建于1950年，但消亡于何时却不见记载，而这，恰好我是见证者。1950年修建的钢架桥，使用的时间仅仅八年，到了1958年，这一年“钢铁元帅升帐”，全国人民大炼钢铁，当时为了完成1070万吨的计划，有的地方几乎到了砸锅变铁的程度，连一段废铁丝、一个旧门扣都鼓励上交，想想看，在这样的情况下，东门大桥的钢架桥栏，那么显眼的一堆“废铁”还留得住？于是有一天，我从东门大桥经过，亲眼看见有人拆割钢桥栏，一天没干完，第二天接着干，大约干了四、五天，这才“大功告成”，钢桥栏拆除后，随之换成了简易的木桥栏。

现在想来非常莫名堂，好好的钢架桥栏被当做废铁拆除，其拆卸搬运费用，再加上换木栏的费用，价值可能超过一堆废铁，如果这堆废铁回炉再炼成蜂窝铁——蜂窝铁是一种没有使用价值的半铁半渣的铁疙瘩，当年用小高炉烧结出蜂窝铁，就说炼钢成功了，就敲锣打鼓地报喜——那就更加得不偿失，真是劳民伤财的瞎折腾啊。

东门大桥一度曾有钢架人行耳桥，这恐怕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了。很庆幸的是，在一张东门大桥的老照片上，我惊讶地发现了钢桥栏被拆后的残余，此外还有一张更早的照片，记录了钢架桥的建设现场，这两张照片证实了我的记忆，但是，至今我没看到一张完整的、带有钢架耳桥的东门大桥的留影，这多少又让我有点儿遗憾。

最后还要补充的是，天福街现在没有了，它已被并入了东大街芷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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