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斌夫《策划重庆，策划四川》导言 同构中国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

    过去的中国经济，在封建后期的王侯分封和开国初期的计划体制框架下，划地为牢的区域分割，为经济发展形设了天然局限，导致城市化进程迟滞，区域内缺少支点带动而发展缓慢。

    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兴起最早的国家。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及蜀地即有城邑达1000多个。秦统一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已初步形成一个以行政中心、文化中心为主体的初级城市系统。至西汉，全国大小城镇已达33844个，并且已形成了长安、成都、洛阳等“五大都会”（即大城市，亦有“六大都会”之说），长安、成都城市常住人口已分别为80800户和76256户。西晋的洛阳、南朝的建康（今南京）、隋唐的长安（今西安）、北宋的开封、南宋的临安（杭州），皆曾超过100万人口规模。汉唐时期，经济发达，文化开放，作为农耕文明中心的城市得以空前发展。南宋以后，思想始渐禁锢，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城市发展步调趋于沉缓。近现代在后来居上的西方城市文明浪潮冲激之下，中国城市步入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

    现代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中心。城市化，从来就是经济繁荣、文化兴旺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现代经济是以城市经济为主干的。城市与区域之间，逐渐形成全新的主体关系：城市群。当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在省域内或省际区域中，由一个或两、三个特大主中心城市为核心或引领，若干区域中心城市及众多中小城市星罗棋布，汇聚而成若干城市组团，城市组团再积聚成了城市群体。城市与城市之间绝不是孤立的，而是以群团结构形成多层次的互为关联的综合经济体系，对所在区域发生深刻影响。

城市群是高度城市化和区域现代化的典型表现。中国区域经济以城市群为“增长极”①。城市群与以两三个或多个特大城市为核心和支撑点的“省际（大成际）经济圈”和“大区域经济增长极”是孪生与对应的关系。

    城市群中，作为核心层的特大城市或大城市一般为首都、直辖市、省会市、国家计划单列市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城市群的城市二级体系，是分布在核心层周围，在各分支区域中具有中心地位的大城市或较大城市，一般为地级市或直辖市的远郊城区。城市群的城市三级系统是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一般为县城、县域重点城镇。

    城市群所关联的大区域是省域或省际区域，各区域中心城市又有大区域内各自的版块分野，中小城市所在的更小区域版块则是县域。城市群的构成形式和本质特征，决定了城市群经济，是以城市为主体，与区域相联结，城乡统筹发展的现代经济社会复合系统。

    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经济总量的70%主要集中于几大城市群。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渐已形成东部“京三角”（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即中国区域经济“三大增长极”。尽管以三大城市群为骨干体系的东部，约占国土1/5面积，城市数量约占全国1/2。但东部三大城市群的经济，仅占全国的30%左右，尚须大幅度提升城市化水平。就中国首屈一指的人口总量和大批农村人口走向城市的大趋势，东部三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和骨干城市，仍须实现城市建成区的扩张、城市经济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城市人口的增容，继续壮大城市群规模。

    城市对区域的主导功能是什么？聚合，辐射。

    聚合，是指区域内的多元产业向城市聚集，生产与生活要素、经济社会发展要素向城市整合。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城市的吸引力、向心力作用下，所在区域的人力、财力、物力、智力等不断向城市汇聚与融合。城市有区域发展的最高智慧指向和最大市场平台。城市在区域中最具经济实力与市场活力。城市是区域的经济高地和文化高地。城市最易发挥人的最大潜能，最能体现人居生活质量和提高幸福指数。城市最考量人的综合素质。城市最敏锐地反应资本的流动。城市体现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效益最大化。

    辐射，是指城市对所在区域的扩张力、影响力和反作用力，是大城市、特大城市、主中心城市带动较大城市、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发展，城市反哺乡村，城市将文化理念、雄厚资金、科学技术、优秀人才和成功经验投向区域，推动区域共享城市文明成果，跟上现代化的发展步伐。

    城市与区域共生互动。如果城市对区域重聚合而轻辐射，就很难形成城市与区域合力，实则是城市对区域的功能失职。省会城市对省域的辐射作用尤为重要。城市对区域的聚合效应和辐射作用，是整合城市与区域优势资源，提升文化竞争力、人才竞争力、市场竞争力、开放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同时也是城市与区域差异化发展和相对平衡发展的保障。

    辐射与聚合的有机统一，是为建构、倚重和完善城市价值体系、要素体系和功能体系。

    中央《十一五规划纲要》力求在西部地区突破现状，激发和推动西部地区成渝城市群崛起，构筑成渝经济圈、成渝城市群经济高地和中国大区域经济“第四增长极”重点发展区域，从而促使自然环境优越、发展基础良好、地缘经济地位十分重要的川渝省际区域经济突飞猛进，西部与东部发展同步。

    从全国地缘经济角度考察，京津冀（京三角）、沪宁杭（长三角）、港穗深（珠三角）、成都·重庆和武汉·长沙、郑州·太原等六大城市群（六大增长极），以及包括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在内的“八大经济圈”，直接左右着全国地域经济平衡。中西部地区的成渝城市群、华中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的率先垂范和重点发展，必将引领西部、中部经济崛起。

    成渝城市群的“双核”，是成都、重庆两座特大城市。从资源、环境、实力、潜力发展态势等因素作比较，优势互补，各有千秋。

    根据中国社科院财政与发展研究所倪鹏飞博士牵头的连年国家重大课题研究成果《2009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城市竞争力在全世界城市的排位，其中，作为直辖市的重庆，城市人口在中国排名第4、全球排名第23,城市GDP在中国排名第8、全球排名第87；作为四川省会市的成都，城市专利申请数量在中国排名第9、全球排名第209，成都跨国公司分布，在中国排名第7、全球排名第115。这两者相较，重庆、成都两城市，前者重庆人力资源劳动力竞争力较强，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经济实力较强，后者成都科技创新与人才竞争力较强，对外开放程度较高。2009年“蓝皮书”，是按人力、资本、科技、环境、文化和政府管理等12项指标，对国内294个城市进行全面综合评价的。

《2008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对2007年全国52个城市就8项影响城市竞争力的指标进行比对，列出综合竞争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其中，成都名列第22位。（参见下表）

2009中国城市竞争力综合排名表例

    2006年中国大陆城市GDP排名：上海首过万亿，达10296.97亿元；重庆3486.2亿元，排名第7；成都2750亿元，排名14。

2008年，上海GDP13698亿元，城市排名第1；重庆5098亿元，城市排名第7；成都3901亿元，城市排名第14。

    2008年中国城市竞争力综合排名，重庆尚未进入前30佳，落在成都之后。2008年中国城市各项竞争力排前10位的，多在东南沿海三大城市群；只有一个特例，内蒙古以矿业经济独占鳌头的鄂尔多斯。重庆只进入其中一项，主要产业本体竞争力排名第5。成都未有任何一项进入前10位。中西部地区与东南沿海的差距之大，显而易见，首先表现在城市群经济量和城市竞争力差异。

    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也发布了另一个《2008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依据经济、生活水平、环境、教育、科技和政府执政能力等指标，对200个城市进行评价，将重庆、成都分别排在中国大陆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第22位和23位。成都仅次于重庆，但都排名不靠前。

在中国社科院公布的2008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的全国六大区域比较和各大城市群比较，可窥豹一斑。参见下表：

2008年各大地区分项及综合竞争进入A级城市个数统计表

     上表表明，东南地区城市分项竞争力及综合竞争力进入A级（前50名）的城市数量最多，实力最强。

2008年中国四大城市群竞争指数与排名列表

    上表不难看出，成渝城市群各项及综合竞争力指数低，在四大城市群中排名最后。

    成渝地区距离海岸线国际口岸较远，经济外向度和对外依存度偏低，城市化水平和综合竞争力较弱。但是，成都、重庆的城市化基础并不差。成都作为上古、中古农耕文明中心之一，在西汉就成为中国第二大城市，当时无论城市人口、建成区规模和经济总量都名列前茅。重庆作为西部水陆码头内河港口城市，虽开埠较晚，但通过抗战“陪都”经济积累和“三线建设”②军工企业较强支撑，而今乘趁西部首个直辖市的重大发展机遇，潜力巨大，声势夺人。

成都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率先试验”开全国之先例的计划单列副省级省会城市，城乡一体化的城市扩张态势引人瞩目。

重庆作为直辖市，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正在申报规划设立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两江新区”。“两江”欲与“浦东”、“滨海”并列为“中国三大城市开发新区”。

    成渝经济圈的发展，成渝城市群的崛起，关键在于成都、重庆两个特大中心城市的“互动、互信、互利、互惠、互通、互促”密切合作机制如何建立。城市群的崛起，是大中小城市的“群起”和“并起”。在成渝城市群非常特殊的“双核城系”中，两大核心城市必须整合优势，造就“合力”。带动区域合作的内在动力和宏大目标就是：崛起成渝，引领西部，呼应中部，赶超沿海。

    创意新经济，激发继续改革、扩大开放的智慧和勇气，前人给我们早已留下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可资汲取与借鉴。我们再度重温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学说《建国方略》，就会深刻感知先驱者经时济世、强国富民的深谋远虑和雄才大略。“孙文学说”萌发于刚从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王朝中起死脱胎的旧中国，其鸿篇巨制里电光石火的思想菁华，至今熠熠闪光，烛照后人，惠益百代。

    《建国方略》三部曲，由首卷代表中山先生哲学思想精髓以及关于人的思想现代化的理论《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第二卷关于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文明建设学说《民权初步（社会建设）》，第三卷建构中山先生经济建设和治国思想体系的《实业计划（物质建设）》构成。

《建国方略·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这本第一个从理论到实践提出中国现代化经济思想的巨著，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和急迫的任务，以便为中国的工业革命开辟道路。全书详尽地制定了“六大计划”，把发展全国交通运输业，开设江岸、海岸新商业大港和建设新兴城市，开办现代工业、矿业、冶金等新企业，作为国家建设的重点，指出：“照美国发达资本的门径，第一是铁路，第二是工业，第三是矿业。”《实业计划》主张首先发展水陆交通，为中国现代化创造条件。《实业计划》把铁路交通作为发展实业的前提。中山先生说：“……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远近计之……中国欲发展经济，开发物产，所急切需要者乃交通之便。故目前关系吾国前途之最大者，莫如铁路之建筑。”孙中山提出拟建全国“五大铁路系统”计划，即中央、东南、东北、西北和云贵川藏高原五大铁路网，同时又拟定整治扬子江、黄河、淮河等水陆交通与运河航运计划，拟建三大海港，规划新修公路100万英里。

《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力倡面向世界，对外开放，必须从总体战略上反对闭门落后，实行开放主义，迅速引进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充分阐明要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决心和信念。

    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兴大利而厚民生”的哲学高度，放谈“建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的理想抱负，阐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之关系、民族文明与世界文明之关系，憧憬“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愿景，指出“民欲兴其国，必先修其路”，力主以国家力量开矿，开辟交通，振兴工业，发展商业和扶持农业，把国家变成一个像英美那样富足的黄金世界。正如哲学家李泽厚先生在《论孙中山的思想》一文中高度评价：“历史证明，《实业计划》是一个眼光远大，气魄宏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伟大思想系统。它开时代之先声，是孙中山民族主义重要主题之一。它是为了解决亿万中国人民的衣丰食足问题，也是使中国人民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人类能作出重要贡献的基本方案。”

“物质建设”又名“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为实现这一宏大计划，中山先生又提出兴办个人企业、国有企业和合理利用外资三大举措。先生还把交通与城市建设结合起来谋划。他敏锐意识到，中国的开发与建设，应包括“铁路、都市、商港等之建筑”。强调“城市亦可于铁路沿途建之”，市街、商埠建设，即城市建设，要完善、发展原有城市，增加新兴城市，充分重视“居室工业和住宅建设”，并注意防患“城市病”于未然。

孙中山先生不仅是引领全国民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满清帝制、建立新兴国家的伟大政治家，同时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当之无愧的宏观经济学大师。

孙中山于辛亥革命前夕，曾向政府提交过关于“经济立国”的四项改革计划。他计划十年之内修筑铁路20万公里，使中国全境铁路四通八达。他曾身体力行，跑遍大半个中国，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虽日理万机，却对国情了如指掌。在《实业计划》中的“五大铁路系统”，仅西南地区就设计了“七大干线”，不仅构思了云贵川藏高原铁路网络体系，而且还提出“欧亚铁路与北方大港连为一气”，亚欧国际铁路与海运一体化结合，富于前瞻性的伟大构想。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步入“后改革时代”——“城市群经济时代”和“城市营销时代”。中山先生的百年建国梦想始渐成为现实。继续改革，扩大开放，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锐意变革，勇毅探索，创新思辨，突破窠臼。西部尤其四川、重庆的战略发展新思路和新模式就会愈加清晰、成熟，渐入佳境。

    国家正在研究新的西部大开发政策、战略与举措。中国将把全面提高西部地区开发与开放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努力把西部地区建设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聚集区域，统筹城乡改革与发展的示范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区域，加快构建具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新的“增长极”，把西部尤其成渝地区作为新时期开发开放的战略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