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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略知一二的成都街巷》

均隆街（中）

走过连环书铺，约四五个门面之后，是一个居民院，这个院子既大又深，前院有个大空坝，后院可通府河，但有点可惜，前院那个大空坝光码码的，没见种点什么花花草草。

从居民院再往前，过两三个铺面，有一家鞋匠铺。当时的鞋匠铺，其实就是微型的制鞋作坊，集修鞋、制鞋、代客上鞋为一体。何谓“代客上鞋”？原来，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不是人人都买鞋来穿，不少人还穿自家制作的手工鞋，那时的妇女，有事没事，经常都带着手工活，而手工活经常又是做鞋子，或为丈夫打鞋底，或给孩子纳鞋帮，或给自己绣鞋面。当时妇女们聚在一起，“剪鞋样”是她们经常的活动和话题。但是，手工鞋的最后一道工序，即把鞋底和鞋帮合为一体，这是最要紧的技术活，不仅关系到鞋子的耐用度，更关系到穿着的舒适度，所以很多人就把这道活交给鞋匠铺做，这就是代客上鞋。那时一双新布鞋四块钱左右，上一双鞋子一块钱左右。

与鞋匠铺隔一间铺面是锅盔店。那时白面锅盔每个六分，混糖锅盔每个七分，夹糖锅盔每个八分。所谓“混糖”，就是把糖“混”在面粉里做出来的锅盔，“夹糖”就是把糖“夹”在锅盔中间的锅盔，夹糖锅盔所“夹”之糖是红糖，曾经有个笑话，说某人吃夹糖锅盔，泄漏出来的糖居然把后背烫着了，这个笑话是形容夹糖锅盔的糖多。此外还有椒盐锅盔，千层锅盔等，价格也在七分上下。

锅盔店隔壁有条过道，过道为室内过道，与后面院子相接。过道的另一边是国营粮店。

在均隆街，要说经营稳定，没有那家商店比得过粮店。粮店起初只出售大米、面粉和少数几种豆类，有时候还有玉米、红苕等，后来增加了油盐，再后来又增加了面条面皮，再再后来还增加了饺子抄手，总之，根据民众需要，经营品种逐渐增多，其生意没有火爆过，也没有清淡过；而如果要说价格稳定，那就不仅在均隆街，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国营粮店也稳居头把交椅。从1956年到1989年，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期间里，粮价只变动过一次，大米从每斤一角涨到一角四分二。这种超强的价格稳定，不是粮店自己有什么神通，而是国家大政确定的。

国营粮店的位置大致处在均隆街的中点，过了粮店就是均隆街的下半段，以下基本就没有门店了。

回头再看街左：

从东风路进入均隆街，街左第一家是烧卤店，此店每天现卤现卖，上午准备，傍晚营业。该烧卤店设有酒座，每天晚上灯火通明之时，只见顾客络绎。在这里，花两元钱左右，可以砍半边油烫鸭，如果饮酒，散江白每两八分，卤鸭脚每只二分，卤兔头每个六分。

烧卤店的隔壁是活禽店，专门经营活鸡活鸭活兔，顾客现买现杀，当场“打整归一”。一只肥母鸡，当时大约五元钱可以搞定。活禽店也经营水盆货，可以只买半只。

活禽店的邻居是肉铺。成都的肉铺与其他地方有点不同，其他地方的肉铺，大多是将肉摆在案桌上卖，而成都肉铺大多是挂在架子上卖，所以成都人称肉铺为“肉架子”，称买肉为“割肉”，去肉铺买肉，就是“去肉架子割肉”。

那时肉铺卖肉，除猪蹄、猪头、猪杂，其他不分部位，每斤（带骨）七角七分，至于顾客最终买到什么样的肉，很大程度由肉铺操刀的营业员决定。肉铺操刀的营业员，成都人称为“刀儿匠”，同样一刀肉，刀儿匠可以让人“笑嘻了”，也可以让人成为“苦瓜脸”，顾客如果与刀儿匠有点关系，则要肥得肥，要瘦得瘦，而且骨头不多；若没有关系，恰又遇上这天刀儿匠看你不顺眼，那么这一刀肉割下来，说不定就皮多肉少骨头大，顾客说骨头是不是可以少点，刀儿匠说，都要骨头少，剩一堆骨头卖给那个，呛得顾客干痴痴的。所以当时有人说，刀儿匠手里的刀子有眼睛。当然，这样的事并不天天发生，在多数时间里，多数刀儿匠还是不会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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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略知一二的成都街巷》

均隆街（下）

肉铺的隔壁是菜店，菜店一连三个开间。当年各种常见的蔬菜，如白菜、茄子等，大多几分钱一斤，有时甚至一角钱买一捆莴笋；韭黄、蒜台是较贵的菜，这类菜每斤要一角几。

蔬菜店的右侧，是一条说街不是街，说巷不是巷的便道，如前所述，这条便道通往点将台。

跨过便道是一家杂货铺，杂货铺有四五个开间，分为三个部分：靠便道这头卖烟酒、糕点和罐头，中间卖菜油、食盐、百合、桂皮等，最后一部分卖酱油、豆豉、榨菜、豆腐乳。这个铺子所卖之酒全是瓶酒，在其货架上，八大名酒均是寻常之物，那时（60年代中期）五粮液（一斤装，下同）泸州老窖等，价格三元左右，茅台要贵些，但也不会超过五元。

过杂货铺为饭店。从营业面积来说，这个饭店在均隆街名列前茅，但服务质量非常一般，因此生意也非常一般，人气远不如街口那家小餐馆。这里的菜肴，不仅色香味一门不占，并且以次充好，比如回锅肉，其他餐馆是用“宝肋肉”制作，蒜苗也只是配角，而这里却用“槽头肉”，蒜苗也从配角变成了主角。回想起来，这样的饭店，要不是计划经济，恐怕早就关门了。这家饭店的价格，蒸排骨每份三角五，拌白肉每份四角，烧什锦每份八角。

饭店之后再过几家住户，即是“满春园”茶铺。以营业面积论，满春园是这条街的“大哥大”，门面虽只有三个开间，但深度不小，其内有天井，评书艺人来此说书，只需圈围三分之一，所得收益就够笑纳了。该茶铺后部是居民院，可通点将台。

在京剧《沙家浜》中，开茶铺的阿庆嫂有“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唱词。沙家浜的故事发生在江苏，那里把茶铺的烧水灶称为“七星灶”。其实成都也有这种叫法，七个火眼的灶叫“七星灶”，五个火眼的灶叫“五星灶”。但是一般而言，成都把茶铺的烧水灶称为“瓮子”或“老虎灶”。为啥叫瓮子？是因为此灶除了有烧壶的火眼，还有一个（或两个）烧水储水的瓮子；咋又叫“老虎灶”呢？我问了许多人都说不晓得，后来不知怎么，有一天我突然觉悟，这“老虎灶”该不是“老壶灶”的转音啊！以前不是总说，老壶烧水比新壶烧水好吃吗，茶铺称自己的灶为“老壶灶”，是一种顺势而为的经营宣传，殊不知久而久之，这“老壶灶”就变成“老虎灶”了。

在文革以前，去茶铺听评书是不少人的爱好，有的人听起了瘾，缺一天不听便毛焦火辣。我那会儿还小，却也在满春园听过《三侠五义》。记不得说书人的名字了，但此人说书，不论上半场下半场，开场总要先要打一段竹琴为引子。当然啰，小娃娃，不是正儿八经的坐下来听，而是在边边听“站国”。当时茶铺的价格，白碗（即自带茶叶）每座四分，三花茶每坐九分，如果听书（白碗不入书场），每坐另收六分。

满春园茶铺对面是国营粮店，也即过了茶铺，就进入了均隆街的下半段。

均隆街的下半段基本没有店铺，只在靠府河那边有一家旅店。过旅店，有条便道通府河，便道左侧有个用土墙围着的院子，土墙的厚度足在一尺以上，院子及土墙都已斑驳，看样子是这条街的前辈；土墙院子的对面，是一排整齐的砖木平房，小青砖、黑漆门、绛红色的窗棂和屋檐挡板，从样式和成色看，是这条街的后秀。这排房子（包括其后的院落）一度是是东城区政法系统、后来是锦江区党校的用房。

均隆街的下半段虽无店铺，但人气不弱，这是因为这里有较多的游摊，特别是土墙院这一段，对面的砖木平房后退了好几尺，街面比较宽，更是游摊的宝地，时常都摩肩接踵。

过了锦江区党校，也即过了那排整齐的砖木房之后，老均隆街随之结束，再往前，就进入了椒子街。

在均隆街的末尾，我停下笔触，回看斑驳的土墙，回看参差的街房，回看往来的路人，似乎宛如在昨。是的，均隆街，一条没有名宅豪院、没有神奇传说的街，一条凡夫熙攘、充满人间俗气的街，也是一条让我回味、让我怀念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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