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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略知一二的成都街巷》

天福街

天福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街，很短，如果按铺面计算，街长约在二十个铺面左右，是我小时候常来常往的地方。

天福街的东头是芷泉街，西头是东门大桥，其街面情况见附图，此处不一一赘述。但对于街北的文具店和街南的羊肉汤锅店，我还是要说几句，因为这两处我有特别的记忆。

先说街北的文具店：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是流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句话。在那个时候，电灯电话还是稀罕东西，电话尤其稀罕。我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有一篇课文，讲的就是电话，说生产队要买什么东西，通过电话就解决了，细节记不清了，但课文里把电话称做顺风耳，这一点却记住了。学了这篇课文，我们都希望有机会体验一下电话。

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从天福街过，天福街文具店有一部公用电话，电话为壁挂式转盘拨号电话，挂在文具店中间的房柱上，很显眼。我们已经走过了文具店，一个同学突然说，他想给他爸打个电话，说话间，他脸上带着神气的表情。

于是我们一起转身进了文具店，“叔叔，我想打个电话，给我爸……”想打电话的同学对文具店营业员说。

“打电话？打吧，五分钱。”营业员说。

交了五分钱，营业员问，晓得你爸的号码吗？

“晓得，是☆☆☆☆”那时成都的电话号码是四位数。

营业员提起话筒，按同学说的号码拨号，拨号盘哒哒哒的响着，传到我们耳里，说不出是神奇还是稀奇。营业员拨号完毕，稍停即把话筒递给我的同学。

同学接过话筒：“喂，爸爸，爸……喂喂……”他一个劲地大叫，可电话那头像是没有反应。

他回头看着营业员：“叔叔，咋没得声气喃……”

营业员接过话筒听了一下，然后放下，接着提起来又拨，如此两次均未接通。“这个电话打不成，那边没得人……”营业员说。

听了营业员的话，我们都很失望，本来想“巴到”体会一下电话的新鲜，这个小小的希望却没实现。

就在我们往外走的时候，营业员却喊，小朋友不忙走，我们转身停下。营业员走过来说，电话不通不收费，说着把五分钱还给了我的同学，真是童叟无欺啊！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电话，在天福街，虽然是间接的。

再说街南的羊肉汤锅店：

也是有一天，我和阿娘从三瓦窑回家，当时三瓦窑不通公共汽车，那天我们才走到九眼桥，天已经全黑了，我也早就饥肠辘辘。过了九眼桥，我们沿星桥街、金泉街、水井街往东门大桥方向走，这一路有许多小馆子、小糕点铺等，我一边走，一边咕啷着要阿娘给我买吃的，可阿娘拽住我一直往前走，不理会我的咕啷。到了水津街，街面灯火稀疏，小馆子、小糕点铺都没有了，我的希望落了空。出水津街，我们本应左拐上东门大桥，可阿娘却拉着我往右拐，走不多远，只见一家羊肉汤锅店灯火通明，店门口的大汤锅飘散着诱人的香味。我们迎着香味进了店，落座后，阿娘要了一份羊杂碎，两双筷子一个碗，一双勤快一双懒，因为我正在“饿头”上的缘故，只觉得那晚的羊杂碎太巴适了，简直就是前所未有的美味，连丁点渣渣都被我打整得干干净净，最后咂着嘴走出汤锅店，已经上了东门大桥，我还回味着问阿娘，那种一嚼就“化了”的是什么，阿娘说，那是羊肝。如此美味的羊肉汤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后来小关庙、三官堂的羊肉汤锅，对我来说，永远都“不咋个”了。

说天福街，还想说说天福街的起点东门大桥。

东门大桥原为三孔石拱桥，在我的记忆里，对东门大桥印象最深的，是它曾经一度有钢架人行耳桥，或者说，它的桥栏曾经是钢架的，这在城区所有老桥中绝无仅有。

据有关资料，东门大桥的钢架人行耳桥建于1950年，但消亡于何时却不见记载，而这，恰好我是见证者。1950年修建的钢架桥，使用的时间仅仅八年，到了1958年，这一年“钢铁元帅升帐”，全国人民大炼钢铁，当时为了完成1070万吨的计划，有的地方几乎到了砸锅变铁的程度，连一段废铁丝、一个旧门扣都鼓励上交，想想看，在这样的情况下，东门大桥的钢架桥栏，那么显眼的一堆“废铁”还留得住？于是有一天，我从东门大桥经过，亲眼看见有人拆割钢桥栏，一天没干完，第二天接着干，大约干了四、五天，这才“大功告成”，钢桥栏拆除后，随之换成了简易的木桥栏。

现在想来非常莫名堂，好好的钢架桥栏被当做废铁拆除，其拆卸搬运费用，再加上换木栏的费用，价值可能超过一堆废铁，如果这堆废铁回炉再炼成蜂窝铁——蜂窝铁是一种没有使用价值的半铁半渣的铁疙瘩，当年用小高炉烧结出蜂窝铁，就说炼钢成功了，就敲锣打鼓地报喜——那就更加得不偿失，真是劳民伤财的瞎折腾啊。

东门大桥一度曾有钢架人行耳桥，这恐怕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了。很庆幸的是，在一张东门大桥的老照片上，我惊讶地发现了钢桥栏被拆后的残余，此外还有一张更早的照片，记录了钢架桥的建设现场，这两张照片证实了我的记忆，但是，至今我没看到一张完整的、带有钢架耳桥的东门大桥的留影，这多少又让我有点儿遗憾。

最后还要补充的是，天福街现在没有了，它已被并入了东大街芷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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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略知一二的成都街巷》

四圣祠街

在上个世纪中前期，四圣祠街是很知名的。其知名，非因这里有祭祀曾参、颜回、子路和子由的祠堂，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里有一座基督教恩光堂及“福音医院”，这是成都市的第一座洋教堂和第一家近代医院。福音医院又叫仁济医院，即现在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圣祠街分南、北、西三段，其中南街现已没有老建筑，记忆中，南街有一家民政局辖属的残疾人企业；西街现剩一小段半边街面，在剩下的这段半边街面中，36号院是川籍学者、书法家谢无量先生的寓所；在谢无量寓所的对面，曾有一家叫“红房子”的影屋，此影屋开成都人像艺术摄影的先河，在改革开放初期很火爆了一阵，但影屋所在的那半边街面现已不存，被扩入了武成大街。

北街的变化相对较小，如12号院，临街的那爿建筑及围墙，多年以前就大致如此。在我的记忆里，那段围墙的末端是丁字路口，是四圣祠南、北、西三街的交汇处。与那段围墙相接的，是一排向街心凸出了好几尺的铺面，其起首三间，是蔬菜公司的营业店面，后来又改成了豆制品加工坊。北街的几处重要建筑都保留了下来，其中包括基督教恩光堂。

四圣祠北街的基督教恩光堂，大家一般叫四圣祠教堂，该教堂是成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地方，轰动一时的“成都教案”就发生在这里。

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教堂，其使用权，曾一度属于我当时所在的那个单位，因此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曾在那里工作过两年。当然，这个使用权不是谁温情相送，也不是自行霸占，而是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我所在的单位用其他资产置换的。置换之后，因为缺乏管理，这座教堂差点毁于一次火灾。

原来，在当时，我所在的单位虽然对教堂拥有使用权，但实际上，只安排了两个班组进入，上班的人数约二十余人，使用的是教堂附属平房，而教堂本身基本闲置未用，仅少数时间作为临时会议场。由于教堂长期闲置，到了文革后期，有几个住房特别困难的员工就搬了进去，企业对此也睁只眼闭只眼。客观地说，搬进去的员工确也情有可原，比如，其中有个越战退伍的员工，他的妻子是现役军人，所属部队远在千里之外，人家经过部队批准，请了婚假，千里迢迢来到成都，但领了结婚证却无房结婚，你说这事为难不为难，所以，企业也只得睁只眼闭只眼。但是，搬进教堂总归属于员工的个人行为，企业不承担提供生活条件的责任，也不对房屋进行管理和维修，所以到了后来，这幢建筑透风漏雨日益严重。更要紧的是，由于管理缺位，住户自拉电线，擅用电炉，进而引起了火灾。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住在教堂的员工某，早上起来准备烧水，他插上电炉，电炉没反应，拉了拉电灯开关，电灯也没反应。“哎，又停电啰……”他都啷道，然后把电炉踹到柜子下面，拉上门就出去了。那知到了下午，电来了，未拔插头的电炉开始工作，先是把柜子底板烤燃，之后火焰窜上柜子，引燃其他家具，再接着又向门窗和地板蔓延，一时浓烟滚滚，火舌翻卷，整幢建筑面临严重威胁。幸好，在这紧急时刻，隔壁二医院的人员发现了火情（着火房间的窗户朝着二医院）于是大喊起来，他们有的报警，有的跑过来叫人，大家不分你我，一起奋力扑救，经过一阵紧张抢险，大火得到控制，等专业消防人员赶到，已经是有烟无火了。也算上帝保佑啊，要是再晚一二十分钟发现火情，这座教堂可能就化为灰烬了。

这次火灾之后，企业严令，教堂里一律不准使用电炉，照明灯泡（当时是白炽灯）不得超过四十瓦。之后，这类事情再未发生，一直到后来平安移交。

至于前面提到的“成都教案”，是发生在1895年5月的事情，在此案的影响下，当时四川各地掀起了一股砸教堂浪潮。事发后，列强向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派兵舰沿长江游弋示威。结果，在列强的要挟下，此案以陪银若干万两，六人被斩首，十七人被流放，包括四川总督在内的数十名官员被革职。

成都教案是成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李劼人先生的《死水微澜》，就是以此为背景创作的，此案让四圣祠和四圣祠教堂，成为当时成都家喻户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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