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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望 母 亲
午饭后，回家看望母亲。
母亲老了。母亲自从进入耄耋之年，过了她八十岁的生日，衰老的感觉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
母亲已是八十三岁的高龄，十多年前被车撞伤脊椎骨畸形愈合后，腰便驼了，到现在眼也花了，耳朵也几乎听不见了，给她打电话，我说东她听成西，讲了大半天，她也听不明白，和她面对面地讲话，外人听见犹如吵架。身体也是每况愈下，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尽管如此，她仍坚持趺坐练功，仍坚持锻炼身体，独自一人或在父亲的陪伴下，散步一、二公里。大概上了年纪的人，都显得特别固执和十分珍惜生命，有点伤风感冒，便忙不迭地吃药、打针，思想上顾虑重重，唯恐酿成大病。
母亲年青时吃了不少的苦。生于大革命失败的年代和七月流火的日子，似乎注定了母亲一生的坎坷和多难。
五十年代初，参加工作的母亲为了支援“西康建设”，和父辈们一同来到了一个贫穷落后的边远小县城。出生于地主家庭、在读初中时生病休学期间帮助父母料理家务，竟成了重大的历史问题，因而成为每次政治运动的重点批斗对象之一。
我出生没多久，便赶上了“大跃进”和“粮食关”。在“激情燃烧的岁月”，父母被派往不同的公社白攻夜战，大练钢铁，一个月难见一面，难回一次家，母亲不得不拖着年幼的我走村串户，超英赶美；在“三年自然灾害”里，父母又被抽调到县城最边远的公社开展防病工作，经常难得回家，母亲不得不将我托付给保姆。许多次，保姆得知母亲将从公社回来，便叫我大量喝水。母亲回家后，保姆便叫我撩起衣服：“让妈妈看看，阿幺的肚肚吃得好饱哦！”母亲得知真相后，搂着面黄肌瘦的我潸然泪下……。那时的母亲，既要忙工作，又要照顾孩子，辛劳可想而知！
文革期间，一次，母亲说话不小心得罪了公社的秘书，这个土皇帝勃然大怒，立刻召集所有机关单位人员会议，对母亲进行批斗，令母亲在会上作深刻检讨，一直将母亲折腾到晚上的十二点过钟才罢休。打这以后，母亲的变得谨小慎微，脸上鲜见笑容。
文革结束后，母亲的问题得到了落实。当母亲的许多同事未雨绸缪，纷纷想方设法从乡下调回工作环境更好、生活条件优越的县城时，母亲却不听规劝，固执己见，我行我素。
有一次，上级领导到我家看望母亲。一位分管人事的副局长，看上了家里的一束很漂亮的塑料花和我参加工作后，为母亲买的一座带日历的上海闹钟。事后，他向母亲暗示：只要把这两样东西送给他，就立即把母亲调到县城。然而，母亲却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予以拒绝。
母亲始终认为：“哪里都是工作，哪儿都一样”，一直坚持在乡下工作到退休。这也造成了母亲退休金领取不便、福利待遇差异过大的情况出现。20多年来，我们为此一直不停地向母亲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反映，要求解决，但至今难以如愿。看着母亲日渐衰老的面容和伛偻的腰身，心中五味俱全，百感交集。母亲总是付出太多，得到太少，该得到的也没得到，这让我也常为其鸣不平。
记得我刚走上工作岗位，母亲怕我上班迟到，影响工作，省吃俭用，并从微薄的工资中挪出钱来，为我买了块当时十分紧俏的上海120占的不锈钢手表。30多年过去，手表早已停摆，但我仍然珍藏着。
一次，母亲得知我要回家，忙碌半天，做了一桌饭菜。当我在电话中告诉母亲因事不能回家时，母亲却对我说“工作要紧，大事为重”。后来，听父亲讲，母亲为此闷闷不乐了一个晚上，饭菜也让他们吃了好几天。
每次回家，母亲皱纹密布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孩子般的欢乐，她不停地向我絮叨，一遍又一遍地询问我的生活、工作情况。尽管母亲听力太差，但我非常轻微的一声咳嗽，她却听得十分真切，忙不迭地找药，要我赶快服下。
我的每一次离去，母亲都变得恋恋不舍起来。走时，母亲总要起身相送，当我走出老远，回头看去，母亲仍在窗口伫立远望。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孝敬父母要及早”之语的真谛。其实，做父母的并不图儿女对他们有多大的回报,并不图逢年过节给他们买多少东西和礼物，他们只希望儿女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一家人和和美美、团团圆圆。作为儿女，找点空闲，抽点时间，常回家看看，多陪陪他们，多和他们说说话，多关心关心他们，就是尽儿女的一份孝心，就是对父母的最好回报。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母爱难忘，母恩难报。生为人子，如果能做到：在平常的日子里，经常看望父母，让他们的每一天都是父亲节、母亲节，让他们的每一天都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那就是儿女献给父母最好、最美的礼物！
二Ｏ一Ｏ年十月十四日 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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