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回忆]童年逸事之——“学习班”学习

　　  题记：谨以此献给儿童时的伙伴们。　　

                            “ 学 习 班 ” 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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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宝岛自卫还击战”发生不久，为了继续深入贯彻领袖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我的父母被调到了乡下工作。
　　离别前晚，我和小伙伴们最后一次聚集在院坝里，心中有了一丝伤感，多了一份留恋。晓书、丽佳、熊熊的父母也被调到了公社医院。我们这一走，儿时的伙伴就将散去一大半，意味着过去一块调皮捣蛋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今后一起快乐玩耍的日子不再有。我们仿佛在突然之间，变得成熟和懂事起来，小伙伴们说着依依不舍的话，就连刚娃和晓书这对“天敌”也握手言欢，互道珍重。我们相互约定：今后无论谁上街或下乡，都要去看望自己的伙伴。那一晚，我们有说不完的话，有回忆不尽的往事，直到父母们三番五次地催促，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分手时，我曾对伙伴们说：“说不定，我们会很快见面的！”没想到一语成谶，只是这种见面的方式，有点“独特”和“怪异”。
　　父母到了乡下后，工作更加忙碌。遇上下乡和病人多的时候，常常顾不上吃饭。那时，公社学校上午九、十点钟上课，下午四、五点钟放学，我们的生活习惯也随之改变，一日三餐也就了一天两顿。我开始担负起了做饭、买菜、砍柴（捡柴）的生活重担。上学前、放学后做饭；星期天的逢场天买菜；星期天（不逢场、不买菜的日子）和寒假上山砍柴（捡柴）。
　　那时，公社没有场集，也没有手扶拖拉机，要买菜只能步行到十公里远、十天赶一场的县城里去买。一天，我背着小背篼去买菜，刚走到街口，就碰上了雅兰。她说：“你还说得准得，我们又要见面了！”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父母的单位要给我们这批娃娃办‘学习班’”。
　　回到家，父母证实了“学习班”的事。虽然，父母的脸上不无忧虑的神情，但年少的我却对此的“厉害”懵然不知。一想到又可以和伙伴们在一块嬉戏，心里就格外地高兴。
　　背着铺盖卷，到了“学习班”一看，参加学习的都是“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有10多个，几乎是麻子打哈欠——全体动员。雅兰三姐弟、丽佳姐弟、晓书姊妹、熊熊弟兄、我家弟兄，等等。大的十二、三岁，小的只有七、八岁。
　　“学习班”的学习室设在县医院的饭堂里，10多个孩子住在一个房间里。管理人员有：县上派的“军代表”；父母单位的“革委会”成员（二男二女）。“军代表”很少露面，只是偶尔前来听听汇报、看看我们的学习情况，两男两女具体负责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两李”（两个女的都姓李）颇有人情味，常用甜言蜜语诓哄、拢络我们，而两男对我们几乎没有好脸色，常常是横眉怒目，大声恫吓。相比之下，两男中，那个外号叫“×和尚”（脾气火爆、做事绝情、老是找不到对象而获名）的，在心情好的时候，还会对我们笑脸相向，好言好语；而那个外号叫“×小儿”（个子比武大郎高不了多少、家中排行老二、父母单位上的人取其姓加谐音而名）的，则整日吊着一张苦瓜脸，仿佛别人欠他谷子还他糠似的，我们的言行稍不如他意，轻则大声训斥，重则联系父母，无限上纲。许多伙伴们当着他的面，也不愿喊他一声“×叔叔”，背后更是“小儿”长，“小儿”短地喊个不停。记得有一次，他训斥刚娃，刚娃听得不耐烦后，便当面喊了句“×小儿”即跑，“×小儿”恼羞成怒，迈动一双短腿，追撵着刚娃，结果摔了一跟头，惹得我们哈哈大笑。从此，“×小儿”逢单位上的人便讲“老子反动儿混蛋”（刚娃的父亲文革初期，因说了句不合时宜的话，一夜间即从炙手可热的造反派干将变成现行反革命，后“畏罪”自杀。），对刚娃恨之入骨。
　　“学习班”的所谓学习，不外乎就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最高指示、读报纸、斗私批修、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和反动家庭彻底划清界限等等。我们10多个小伙伴，都先后被“两男两女”“亲切接见”，并进行了极其“亲切友好”的谈话。
　　一次，“×小儿”组织我们学习。讨论发言时，小晖（年龄比我小，比刚娃大）因母亲 “出事”（因不知贺龙元帅已被打倒，在晚会上唱了曲《洪湖水浪打浪》，即被冠以‘为大土匪歌功颂德’，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上街游斗）和性格内向而不愿发言，“×小儿”借题发挥，先对一言不发的小晖呵斥一番，然后又骂我们是“狗崽子”，“流的血都是黑的”，气得我和雅兰、晓书、刚娃用周总理的“出身不由己，道路任选择”的话和他争辩，弄得他十分尴尬，下不了台，最后还是由“两李”出面解围，才平息了事端。
　　学习之余，他们也给我们安排了一些“活动”（外出栽树、大扫除、游泳等），每当我们走出医院大门，总有人对我们指指点点，并用异常、复杂的眼神看着我们。
　　10多天的学习时间很快过去，组织者们一无所获，大失所望。“学习班”一结束，伙伴们又各奔西东，谁也没想到我们的相聚会以这种方式开始和结束。此后，我和伙伴们便天各一方，开始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三十多年过去，童年的伙伴，有的仍在同一县城；有的远在异域他乡；有的失去了踪影；有的略知大概，却无法联系；有的已步入“不惑”；有的已进入“知天命”之龄。那时的我们，的确太单纯、太无知、太顽皮、太淘气！我们都是时代的牺牲品！我在心里原谅、宽恕着“×小儿”们在时代决定、形势需要的情况下，对我们幼小心灵的伤害，感情上却容忍不了他们过激、过分的行为！唉，人啊，为什么总是在关键时刻、在金钱、权力、利益、前途、是非等面前，就迷失方向、丧失自我，露出真面目，甚至变得面目丑陋了呢？！
　　
　　                                     (童年逸事完)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稿 改
后话：
　　“文革”结束后，父母们的“问题”，都相继得到了评反昭雪和落实政策。
附：歌曲《伙伴》
　　
借用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