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时代

——在北大新时代诗歌座谈会上的发言

文/谢冕

北大被称为中国新诗的摇篮和故乡。100多年前，中国爆发了拯救国运、强国新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诗是其中重大的一个成果。新诗的诞生是响应一个伟大的时代的召唤，当时的北大师生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变革图新的时代前列，创办《新青年》，提倡新文化运动，开展新文学革命。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北大人，首倡诗歌变革，以白话代替文言，以自由代替格律，新诗的诞生开启了中国诗歌的新时代。可以说，新诗是一个伟大时代的产儿，它是为一个时代的书写和表达而诞生和存在的。


能够全面代表伟大的五四时代精神的，是鲁迅，而能够以全新的诗歌意象概括一个全新的时代的诗人，则是郭沫若。郭沫若以女神之再生，以凤凰涅槃，以天狗吞日，以充满激情的声音和想象力向我们托出了一个鲜活生动的狂飙突进的时代。


五四是一个伟大的开始，随后的100年以至于今，中国诗歌一直跟随时代的步伐坚定前行。在中华民族遭受外国侵略的日子里，中国诗人毫不犹豫地把手中的竖琴和芦笛换成了鼓舞民众英勇抗敌的火把与号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无数的，/我们的年老的母亲，/都蜷伏在不是自己的家里。”这是诗人艾青的诗句。作为诗人，他挺立在大风沙中，他同样是一个代表了伟大时代精神的吹号者和举火把者。


那些声称不为自己时代发声（或代言）、而只为“未来”写作的诗人是可疑的。我始终认定，所有的诗人都离不开他的时代，都是当代诗人。李白和杜甫很伟大，他们的伟大是由于他们通过自己的诗歌保留并浓缩了唐代的精神气象。开元天宝盛世，以及随后的安史之乱的颠沛流离，“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杜甫《月夜》），他们的诗歌之所以能够在后世流传，是因为表现了他们生活过的时代的特有精神。诗与时代密不可分，杰出的诗人总是时代忠实的见证者和表现者。


诗歌写作和运思的个人化，绝对不能成为诗人回避和逃离现实的借口。朦胧诗高潮尚未过去，一些人就忙着宣称他不为时代代言，他的写作与世无关，而只与“个人”有关，这实在是个误导。陆游写过《钗头凤》，但他更有《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种面对死亡的“但悲”，就是一种伟大情怀，充盈着诗人关心世事的拳拳之心。


海子说“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又说，“在黄昏的村庄，珍惜雨水的村庄，/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这就是诗人对于社会安危、国运兴衰的关心。优秀的和杰出的诗人，总与他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他可以写儿女情，但他总不忘天下事。


对比新诗诞生的那些年月，我们的时代是“新”的。当年是列强虎视，国破家亡，诗人以诗言志，唤醒民众。今天的时代我们是空前地前进了，我们正在向着世界大国和世界强国前进，但我们也面临着更多的新的机遇和更大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新的挑战。我们有新的忧患。新时代提醒我们，诗人不能沉溺于一己的欢愉与悲哀，诗人有自己对于时代的承诺和承担。


因为我们为当代写作，因为我们的写作表达了伟大的时代，我们的后人将记住并感谢我们。


（作者：谢冕，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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