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贵州”之名，始于宋代。究其地理位置，贵州东进西出，南来北进，控扼了广西、云南、四川、湖广的咽喉，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而自元代西南用兵，贵州一跃而成为军事重镇，从而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洪武初年，天下初定，但云南梁王残部自持路遥天险，不肯投降。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对云南用兵、确立了“先安贵州，后取云南”的战略方针，随后建立卫所，屯兵驿道，以保证军事要道的畅通，九月，三十万明军进入云南。洪武十五年（1382年）梁王被杀，战事平定。基于“重在贵州，意在云南”的构想，朱元璋决定建贵州都指挥使司，使之成为实现巩固边陲，稳定西南局势的重要战略布局。

 土司制度推行于元朝，是唐代“以夷制夷”羁縻制度逐渐具体化后的完善。其时，贵州之境为湖广、四川、云南三个行中书省的边缘结合部，大大小小的土司密集，是“西南夷”重要的少数民族区域。朱元璋沿袭元代土司体系，并加以归并发展，建立了贵州、播州、思州、思南四宣慰司以及九十余处长官司、夷蛮长官司，恩威并举的皇朝体系，加强了对“西南夷”的 掌控。

 永乐十一年 （1413年），思州、思南两宣慰因朱砂坑而起兵相争，不听朝廷禁令，屡战不止，永乐朱棣大怒，命顾成统兵五万一举平定，“改土归流”，将思州地置思州、黎平、新化、石阡四府；思南地置思南、铜仁、乌罗、镇远四府。同年，朝廷以新开八府、贵州宣慰司，以及原属云南的安顺、镇宁、永宁三府，建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贵州自成行省，是皇朝开拓西南的一件大事，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加强，拉开了西南夷“改土归流”的序幕。

 贵州之地，历史上多民族杂居共处，以其“军政分管，土流并治”为特点，行政建制非常复杂。早在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在大西南点线布局，开设贵州卫，与永宁卫、成都卫互成犄角之势。随及，贵州卫在贵阳的西面与东面建立了“上六卫”、“下六卫”；后又以政治、军事威摄建“西四卫”、“外六卫”。其中，东部的“外六卫”又称作“边六卫”，属湖广都指挥使司统辖。

 纵观明史，贵州的卫所，均分布在由湖广、四川经贵州通往云南的交通要道上，与少数民族聚居的土司地域犬齿交错，然而，卫所重兵的军事点线网络巳形成严密的掌控体系，随着永乐十一年贵州布政使司的建立，中央王朝的政治权力逐渐渗透，土司的统治基础逐渐动摇，亦可以说，贵州州县的逐步建立，无不是以“改土归流”为其前题。

 《明史》载：洪武十五年（1382年），“城播州沙溪，以官兵一千人，土兵二干人戍之。”沙溪卫所的设立，官兵与土司兵的联防，以达到皇朝对于四川播州杨氏与贵州水西安氏两大土司严密军事布控的目的。同年二月，朝廷令“以四川播州宣慰司隶属贵州都指挥使”；同年三月，朝廷令“改黄平卫指挥使司仍为黄平千户所，平越千户所为平越卫都指挥使司”，让贵州争得了属于四川行政管辖的播州杨氏土司在军事上的节制权，这种政、军分权而治的反常规政治格局，给后来“阴窥播地”的贵州布政使司历任巡抚、巡按则留下了种种可行性运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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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晓江南 发表于 2020-2-26 20:31
二  “开一线以通云南”，贵州始建行省，实因战略地位的重要，然而所辖仅八府、三州和一宣慰司而已，形状 ...

二
“开一线以通云南”，贵州始建行省，实因战略地位的重要，然而所辖仅八府、三州和一宣慰司而已，形状同如一扁担两箩筐，中间夹着四川播州宣慰司领地，仅仅依托兴隆卫、平越卫来作联接。贵州贫困，“山多田少，地瘠水冷，刀耕火种，鲜有收获”，即便屯田，军粮仍不能自给，甚至于银两、布匹每年也要依靠要从四川、湖广调拨供给，再加上民族矛盾尖锐，稍有风吹草动，土司叛复无常，故而年年有战事……这让本来无钱养兵的历任贵州抚按官员们每每捉襟见肘、焦头烂额。

交通不便，经济拮据。历任贵州抚按官员盯上了地广千里，沃野良田的四川播州之地，将其视作一块肥肉而垂涎三尺，为此前赴后继，用尽心机。然而，播州本巴蜀旧地，风土人情类同，杨氏土司家族根深蒂固，忠于皇朝，“足食足兵”，“未有不臣之迹” 如何好下手？播州，为四川军事屏障，贵州抚按一厢情愿的野心，无异于与虎谋皮，那是争人家的地盘？于是处心积虑，时时惦念，以时间与空间的巧取豪夺来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

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年），贵州行省设置程番府，将原属贵州宣慰司的大龙番、小龙番、卧龙番等十三长官司隶府，兵不刃血，完成置换。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年），贵州布政使司又将都匀卫所辖土司之地开设都匀府，打开了南大门，将贵州疆域扩展到了今天的黔桂边境一线。明穆宗隆庆二年（1569年），程番府移入省城，次年改名为贵阳府。流官治理下的省城中心不断扩大，严重地削弱了地方土司的势力，最终导致水东宋氏“洪边十二马头”的衰落。同时，兔死狐悲，为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长达七年的“安奢之乱”埋下了祸患。

与虎谋皮，最难启齿，贵州布政使司始以他人之手作投石问路。最早提出“以四川播州安抚司并夷贵州”的是云南右参议陈鉴初，时为监察御使巡按贵州。送兵部审议，被当头一棒，以为“大胆妄为”。究其根本，播州自洪武十五年政、军双重体制，川黔两省在作具体操作时矛盾毕露，明争暗斗不绝。明世宗嘉靖初年，“诏改（播州）属贵思石兵备（道）”，四川方面极为不满。嘉靖十一年，有巡抚四川都御使宋沦上奏，要求“一明统属，播州、酉阳、平茶等司宜仍旧制属四川重庆府抚民管辖……”朝廷无回应。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又有四川巡按黄光新等人再次上奏论述，而贵州巡抚都御使则针锋相对上奏争辨。嘉靖四十一年，朝廷令川贵总督罗祟奎进行勘议上奏，罗氏时为湖广、川贵总督，最后“仍以播州隶四川，贵州思石兵备道照旧兼治播、酉、平邑等土司。”维持旧议，播州隶属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官场暂时平静，播州杨氏土司内部则危机四伏。明成化年间，杨氏内乱，嫡庶相争，杨爱、杨友兄弟相残，攻杀数年。贵州抚按则处心积虑，最终不失时机地将杨友所置保宁（今凯里）分两次纳入了贵州地方管辖。同时，又以播乱调整兵力布署，在“四川余庆走马坪、播州三渡关、贵州石阡龙泉司（今凤冈）各立哨堡……移铜仁参将于石阡，移思石守备于龙泉，控扼播州，令犬齿相制”。如此严密的军事布局，贵州抚按其用心彰明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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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晓江南 发表于 2020-2-26 20:34
二
“开一线以通云南”，贵州始建行省，实因战略地位的重要，然而所辖仅八府、三州和一宣慰司而已，形 ...

三
明神宗万历元年（1572年），二十一岁的杨应龙承袭播州宣慰使。其时，流祸数代的家族内乱中止，对外与水西安家十余年的争斗得到修复，境内无事，歌舞升平。万历十四年（1586年）杨应龙奉诏砍伐金丝楠木献北京，“大木七十，材美，赐飞鱼服，授都指挥衔。”圣旨既下，杨氏高头大马，着钦赐大红华服招遥过市，何等风光！两年后“数从征调”，参与明军对凉山松番夷部的征讨，军功卓著，封骠骑将军。一时间威风八面，志得意满。

然而人生诡秘，世事无常。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十五，杨应龙醉酒，听其小妾田雌凤馋言，“张氏母家有外遇……”遣人杀张氏及母，致生萧墙之祸。张氏为龙虎山张天师之裔，明代中期后两家通姻。江外五司七姓闻讯上告，“请求归流”，贵州巡抚叶梦熊则趁机兴风作浪，上奏杨应龙“凶恶诸事”，巡按陈效则数其“二十四大罪”，力主查办……其后十年，杨应龙于怪圈中坠落，环环入扣，天网恢恢，从“本无意反”到“骑虎难下之势”，终知罪在不赦，闯下天大祸事，海内震动，血流千里。

祸起萧墙，引发新一轮川黔相争。此时，四川防御松番夷部，紧急征调播州兵参战，四川巡抚李化龙上奏，对杨应龙暂免勘问，戴罪立功……在川黔抚按的疏辨中，在蜀者以为杨应龙无可勘之罪，而黔者则以四川有包容私心。首辅孙时行则洞若观火，以“土司治理不以中原法相同”为由，暂缓了在黔一方小题大做，借题发挥的险恶用心。

万历十九年，孙阁老退休，叶梦熊趁机再次发难。主议：“播州所辖五司（乌江以南黄平、草塘、余庆、福泉等）改土归流，悉归重庆。” 明知江外五司之地四川鞭长莫及，其“犹抱琵琶”，不敢明目张胆争夺，但李代桃僵的良苦用心出了一道难题，完全与李化龙的意见相左。万历二十年，朝廷诏命川黔两省大员会勘。杨应龙在重庆被拘押入狱……

史家议论杨应龙反叛，多以“性狠猜嗜杀，咎在自取”为定论，然而明末政体腐败，官场险恶，黔贵抚按阴窥播地，挑衅起祸，对播州杨氏歧视打击，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决心和手段，这才是杨应龙最终“官逼民反”的真实原因。

除此之外，发生在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1592一1597年）日本丰臣秀吉对朝鲜的入侵，也是让人忽略的一个背景因素。大明王朝军队援助朝鲜的六年抗倭战争。像一副波澜壮阔、风云多变的图画，折射出命运对杨应龙的无情嘲弄，战争进程的或战或议，或明或暗，直接回应着西南政局对于杨应龙的剿抚无常……然而，造物主的鬼使神差，终究让末代土司在其审时度势中完全失败，从“骑虎难下”进而铤而走险，最终万劫不覆。

杨应龙重庆听勘，川黔大员对簿公堂，黔府官员力主严办，李化龙引官避嫌，形势对杨应龙相当险恶，议以滥杀论罪，当斩……此时，朝鲜军情火急，朝野震动，兵部有调杨应龙率土司兵入朝作战的想法，杨应龙挺身奏辨，表明忠君爱国之心，愿以播州五千土司兵征倭自赎，“诏释之”，应龙回播，积极备战。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二月，明军李如松师平壤大捷，日军溃逃釜山，万历皇帝允许议和，班师，仅留军五千。消息传来，征倭大军待发之际的杨应龙陷入窘境，无以自拔。

冥冥之中，天数竟是如此诡秘。随着四川巡抚李化龙与郭子章调离职守，原先同赴“西南三征”的同僚四川总兵官李应祥、参将刘挺亦已先后率川军赴朝作战，新任四川巡抚王继光则伙同贵州巡抚串通一气、遥相呼和，“檄杨应龙严提勘结”。但此时的杨应龙如归山之虎，虽然四面楚歌，仗着地险兵强抗勘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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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晓江南 发表于 2020-2-26 20:34
二
“开一线以通云南”，贵州始建行省，实因战略地位的重要，然而所辖仅八府、三州和一宣慰司而已，形 ...

四
万历二十一年，王继光从成都赶赴重庆，与总兵刘承嗣参将郭成商议用兵方约。第二年春，官兵三路进据娄山关，杨应龙隐忍，于白石口屯兵相持。最终“诈降，苗军据关冲杀”官兵大败，三干军马所存无几，兵备辎重丢失殆尽。王巡抚罢兵，被查办，而黔军的“协讨”纯属坐山观虎斗的姿态而巳。

“白石口冲杀官兵”，后果很严重。自此，杨氏土司与有行政隶属管辖的四川结下了仇怨，再无获得依托的可能，南北两线作战的态势形成的播州，战略上十分不利。反观贵州抚按，则借川播交恶而落井下石，实现了谋求巳久的战略布局、成功地转移了矛盾焦点，从而稳妥地在播乱之中隔岸观火，

旧的王巡抚罢官，新任四川巡抚谭希思走马上任，再与贵州巡抚商议征剿事宜，朝廷内争议声四起。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朝鲜战事胶着，明王朝难以首尾相顾，“兵部欲缓杨应龙以事东方”，决定以“恩威兼济”，用政治手段谨慎处理播州问题，并委派兵部侍郎邢玠总督贵州，末代土司的弥天大祸呈现了一线生机。同年五月，杨应龙松坎听勘，献白石口冲杀官兵首要黄元、阿羔等十二人抵罪斩杀重庆，罚银四万两赎罪采木……经年巳久的播州问题暂时平息。然而，邢总督同时将播州江外五司之地从四川手中划归贵州，从而乱上添乱，铸下后来杨应龙扫荡五司七姓仇家的恶果。

万历二十四年八月，革掉职称的杨应龙履约，以父子名义各向朝廷奉献金丝楠木计四十棵，积极修复与明王朝的关系。然而多事之秋，命运作梗，被当作人质拘押重庆的小儿子杨可栋病死狱中，应龙索尸安葬不得，心中愤而不平……朝鲜军氛再起，风云突变，邢玠调任兵部尚书，总督蓟、辽大军增援朝鲜，而新任贵州巡抚江东之又以杨应龙为敌……杨应龙审时度势，在军师孙时泰的谋划下重新调整战略态势，成立播州军事总部，自任最高军事长官。总部设大总管4人，军师1人、谋士4人，分掌十二路兵马；重修海龙囤军事大本营；秣马厉兵，整顿内务，“厚抚结苗”，追杀仇家，据险以守，决心以武力自保。

早先，川军白石口进剿，（江外）五司七姓皆助以兵马为战，杨应龙愤恨，决心以武力报复清算仇家。万历二十四年秋，杨应龙遣将率兵万余，渡乌江，“残余庆、草塘，劫杀一空，并兴隆、偏桥、都匀各卫囤寨，杀人无数”，“围黄平、石阡、都坝等处抢掠烧毁”。万历二十五年，杨应龙痛定思痛，以清理祖业地界为由，先后对播州北面、西北面用兵，“劫江津、南川、临合江”。五月，杨应龙拥兵抵赤水，在五亩田，扬言要借路前往“仙鹅洞祭祖”。杨氏视江津、合江为其故土，继而兴兵攻占綦江之时，还不忘令江津县令拨船两百只，声称要渡江去“壁山祭祖”。当事人此语既出，亦可知《杨氏家传》源出“山西太原”之伪。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秋，明军兵分四路与倭寇决战于岛山，大胜，斩首二千二百级。同年冬，吴淞水师、朝鲜水师合兵于釜山与倭寇水师决战，大胜，日军战船三百余最后逃离归国的仅五十艘……自此元气大伤，倭寇龟缩于四岛本土长达两百余年。

同年，惴惴不安的杨应龙静观其变，以静制动，据险以守，维持着“只争祖业地界”的战略态势，相当的克制，没有任何激怒明朝政府的事端发生……经过一场旷日持久战事的明军主力也不宜有所举动，于是，彼此相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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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晓江南 发表于 2020-2-26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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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一线以通云南”，贵州始建行省，实因战略地位的重要，然而所辖仅八府、三州和一宣慰司而已，形 ...

五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松坎听勘。邢玠将扬应龙江外五司之地从四川手中划拨贵州，乱上加乱，种下恶果。在以后数年，杨应龙频频以强大的土司苗军对五司七姓进行征剿，贵州抚按又绝无可以与之过招的兵力，于是这块夷苗杂居，原来和平宁静的土地上充斥着战乱的血腥。到了万历二十六年，据说五司以下的大部分土目、把总纷纷倒戈，将税收钱粮直接交纳送往播州而非贵州府衙，于是矛盾上升，杨应龙与以肢解播地为既得利益的贵州抚按官员们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局面。

五司之地本为播土，四川官员对将其划拨贵州甚为不满，于是在黔播争端中袖手旁观，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新任贵州巡抚江东之颇为棘手，一再罗列“杨应龙反叛”罪状，又上奏《防御事宜疏》，期以调拨军队钱粮，但兵部不置一词。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江东之权衡利弊得失，首先发难，一改数年来躲躲闪闪，祸水北移，不敢与杨氏土司过招的懦弱态势，终于走出了极其险恶的狠招，令都司杨国柱、指挥李廷栋率兵三千征剿杨应龙，“欲复五司”。杨应龙遣子杨朝栋、外司大总管何汉良，在军师孙时泰的策划下设伏于草塘司（今黄平）飞练堡，佯败诱敌，黔军不知是计，一路狂追，只听一声炮响，播军杀出，新仇旧恨，竟将三千官兵斩杀殆尽。据说，杨都司亦被苗兵五花大绑，“百般凌辱”，历数其罪状后斩杀。

三月，消息传到北京，万历皇帝大为恼怒，决定发动平播战争。兵部在上奏用兵失败析中仍然认为：“江东之欲复五司，有幸功之心”，结果“挑衅起祸”的江东之被撤职为民，只可怜那三千孤魂野鬼，终于铸成了杨应龙反叛的恶名。

李化龙临危受命，担任平播总督，其未雨绸缪，深谋远虑，杀鸡亦用牛刀，大集天下二十四万兵马，兵分八路剿灭播州。惜乎末代土司杨应龙内顾根本，首鼠两端，迂延不进，对朝廷“曲赦天恩”仍抱有幻想，中了李化龙的缓兵之计，铸下自我毁灭的恶果。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杨应龙被迫上海龙囤作孤囤困守之际，顿足痛息，“悔不听时泰计，吾死矣”。

平播战役启动之初，接替江东之的是以文武兼备的郭子章，其时贵州军务空虚，人心惶惶，新任巡抚郭子章审时通变，协调处理好了布政使司与水西、水东的关系，对明王朝最终剿灭播州杨氏作出了贡献。

“黔地弹丸之师，实通滇咽喉之地”。故而“开府立镇”，要巩固贵州，必要扩大其版土，他提出“拓疆围、壮边藩”，这种思维与贵州抚按不择手段的改土归流并无不同，平播战争启动，他便努力为贵州的分赃拓展布下蓝图，“议定一旦播土平定，割楚之偏桥、镇远、平溪、新浪，又割蜀之永宁、乌撒、镇雄，以裂土封疆，版图永定，以通报三省总督，祥加商榷。”为今日贵州东西南三个方向版土的形成作出了先期筹算，既而平播战争结束，原古播州江外五司、平越之地尽割贵州，基本上达到了郭子章的战略目标。贵州建省的改土归流，郭子章并非始作俑者，但平播战役终究为贵州的开疆拓土争得了最大利益。

清康熙“三藩之乱”平定后，清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云贵地区的治理。雍正三年（1725年），贵州又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在宠臣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奏议下，朝廷对省界进行重新区划，雍正五年（1727年），贵州古蔺（龙安）地划拨四川，四川遵义府一州四县之地隶属贵州，最终形成了今日贵州全省疆域形态格局。

民间流传俗语：“四川人生得憨，遵义掉龙安。”老百姓自嘲中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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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安是叙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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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和重庆最大的屈辱就是不能让盆地保持完整，东边的贵州赤水西边的云南水富，就是对川渝人的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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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or 发表于 2020-2-27 12:20
四川和重庆最大的屈辱就是不能让盆地保持完整，东边的贵州赤水西边的云南水富，就是对川渝人的嘲笑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未来的事哪个说得称抖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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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州归黔主要是鄂尔泰推进。也是改土归流推进。贵州以及播州以汉民族为主。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大致是进步。设了州官，县官，对应的就是保长，甲长。保甲制度对中央集权是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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