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19世纪20年代，成都交通规则中对于行人行走时没有特别的明确规定的。”成都档案局政策法规处调研员姬勇继续说道，“在1924年以后，成都修好成灌马路后才渐渐有了汽车出现。”当时成都的汽车不是很多，车速也不是很快，所以当时的警察厅对于行人和车辆都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只是提醒行人要避让道路上的车辆。

到了19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成都汽车数量的上升，警察厅也颁布了具体的交通规则，明确规定行人和车辆都靠左走。为了让交通规则更好的被告晓于民，“成都还开展了广泛的宣传运动，由中学生上街提醒市民，类似于现在站路口发传单的方式。”姬勇说道。

在成都档案局保存的档案中，在四川颇具影响力的报纸《新新新闻》曾在1938年刊登插画，一位“洋气”女交警劝导行人左走：画面上烫发时髦的女交警穿着高跟靴、手拿交通棒，嘴上哼着“请走左手”的小调。可惜这番“洋气”的女交警形象在当时的成都不可能出现。“这并不是真实场景，而是漫画者假想美化而来的，更多的作用是美女交警宣传意会交规。”姬勇进一步解释道，“画中的女交警借鉴的是德国式军警的样子，从她穿的马裤和靴子上都可以看出来，当时明确规定女性不准烫发，更不要说交通棒上挂着一个中国结了。”当时的女交警远远没有这么时髦，当时的中国女警穿得是灰色制服、及膝黑色长裙，配上一双皮鞋。


在档案馆收藏的1943年《行人车马交通须知》中，“即使放在现在，其中的很多条例也是可以借鉴的。”姬勇说道。在第一部分《行人交通须知》中：“在人行道上从来不得背着广告牌及散发传单”、“人行道上不得从事工作”、“道路上不得作商品展览或公共娱乐聚集观众”等，这些早在70年前的规定仍不过时。

“不仅是对行人，当时的警察厅已经细化交通规则，对车马也有专门的交通规则。”姬勇补充道。在这份《行人车马交通须知》中，涉及《车马交通须知》的达到10条，详细规定了转弯、十字路口、避让行人、夜晚行驶等各种状况。

在一个民国22年（1933年）由四川省会警备司令部出具的布告中更是将限速进行到底：“以后无论公私车，在本市区内各街行驶最快速度不得超过15迈，以防意外，而维人命除分。”换算成常见单位，相当于车辆速度限速为每小时24公里。

“当时成都全部都是外国车。还会对公用、私用汽车信息进行登记，包括车主姓名、车牌、重量，甚至是可以行驶区段。”姬勇透露道。在成都市档案局出具的1949年成都市公私用汽车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福特汽车最为受追捧，雪佛莱、已克耳而在其中。和现在成都“字母加数字”构成的五位车牌号不同，当时的成都车牌仅仅由两三位数字构成，重量从半吨到两吨不止。跟现在成都异曲同工的是，当时的成都也有“限行”！登记表中的行驶区段会标明“成嘉”、“成潼”、“成渝”等。


相对于现在行人车辆靠右来说，靠左走的行人和车辆显得很是稀奇少见。其实，早在《古礼》中就写道：“道路男子由右，妇女由左，车从中央。”在古代中国，行人、马匹和车辆一般在通道靠左停留及行进，称为“左迎”。在唐代则规定：“入由左，出由右”，这算是我国首个交通习惯。

对于行人和车辆都靠左走的原因，姬勇也做出了自己的猜测：“众所周知，以英国为代表的英联邦国家一直都是行人靠左行走的。当时成都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是否会参考国外的交通规则？或者这款交通规则就是由留洋归来人士制定的？”这一想法也得到印证，维基百科中解释：19世纪后期清朝末年，南方省份和城市，例如上海、浙江和广东等地，由于受到英国和当时由英国管治的香港影响，左行规则更为普及；而在山东、直隶等北方省份，由于美国等国的影响，大多采用右行规则。

也就是说，当时成都的车辆和行人走左边，是借鉴英国的交通规则影响的，倒也算个“舶来品”。英国至今仍然是靠左行驶。由于人类大多数为右撇子，因此骑士上下马时是用左脚踩马镫，靠道路左侧行走便于上下马。

事情直至194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发布通令：“自本年十月一日起，全国一律改为靠右行走”。原因在1946年2月9日出版的《申报》中课窥一二：“抗战胜利的前夕，在后方诸大城市中，如重庆、昆明、成都、贵阳等地，因为军用汽车云集，运输量激增，均有行车秩序混乱的发生，及肇祸伤人的不幸事件。当时各地，以美军车辆较多，故运输当局感觉美邦人士对于靠左行驶，或不习惯，拟改为靠右行驶，以谋矫正一切弱点。”

车辆“一律靠右”，而对公路上的行人，国民政府最初设想是“行人仍靠左走”，其理由一是民众已有靠左走的习惯，二是政府认为车与人相对进行，则人早望见，易于避让。但后来有人提出意见：车辆靠右，行人靠左，如车与人相对而行，不是用车去撞人？因此此项规定做了调整，规定如有人行道，行人须走人行道，不得走行车道；如无人行道，行人靠边走。1947年，成都档案中记载的交通规则就由1935年的“行人靠左走”变换为“行人靠边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