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0 82157 2019-4-20 13:50 | 显示全部楼层


文丨西部菌
地区之间综合实力的对比,参照维度有很多,最直观的是GDP,不容忽视的还有财政收入。
但由于发展水平不同,不同地区税基税源可能相差甚大,落后地区依靠自身造血能力,未必能消化公共服务和公共品的供应负担,所以才有了作为财政平衡术的转移支付。
通俗来说,就是国家通过国税等手段把钱收上去,然后二次分配给地方,由富裕的省市输血供养落后地区。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一般转移支付、专项转移、税收返还三大类。
和GDP、财政收入飞速增长对应的是,转移支付的力度,在不断加强。分税制确立的1994年,全国经济总量是48637.5亿,2018年增长到900309亿,翻了18倍左右;同时期的国家转移支付总额,则从497亿元增长到7万亿,翻了140倍左右。
这两天,第一财经对中国的2018年转移支付数据进行了梳理,哪些省份拿的补贴多?转移支付的整体地理分布有什么规律?
01
转移支付总量排名,四川河南全国领先
先来看第一财经制作的图表。


来源:第一财经
转移支付总量排在前五的地区,分别是四川、河南、湖南、云南、湖北,其中四川和河南超过了4000亿,分别是4779.66亿,4252.79亿。
超3000亿的地区,除了上述五省外,还有河北、安徽、黑龙江。
总量排在最末尾的五个地区,分别是北京、宁夏、海南、上海、天津,正好属于五个没有超过千亿的省市。其中天津只有551亿,不到四川的零头。
观察转移支付总量的省市排名可以发现,它和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关联度。
江浙和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财政创收能力向来很强。像上海的一般预算收入在全国可以排第三,比绝大多数省份还要高,2018年超过7000亿。
自己挣的钱花不完,还可以向外输血,拿到的转移支付自然相当少。比如浙江是1029.76亿,为四川河南的四分之一左右。
另外转移支付总量靠前的,大部分都是中西部地区,前十只有河北一个东部省份,沿海省份输血供养内地,体现出转移支付让区域经济平衡的初衷。
像拿钱最多的四川,它的扶贫压力并不小,国家给的钱有不少是留给了川西三州。排第四的云南同理。
除了经济水平之外,人口同样是转移支付的重要参照。总量排在前三的四川、河南、湖南,都是传统劳动力大省,2018年的常住人口数,最低的湖南也有6860.2万,河南更是接近一个亿,仅次于广东和山东。
02
人均补贴数据,西藏最高
转移支付总量,如果拆成人均数据,排名又会产生巨大差异。


来源:第一财经
排在前五的地区,分别是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其中西藏人均转移支付高达52217元,是排在第二的青海的两倍。这五个地区,人均恰恰都超过了10000元。
值得一提的是,它们都是民族构成比较复杂的地区,同时区位和资源禀赋又相对较差,国家在输血上的力度,是全方位考量的结果。
此前西部菌曾发文《西藏的平均工资,到底高到什么程度》提到,2016年当地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就突破10万元大关,直追上海和北京。
工资高,很大程度上是转移支付补贴的结果,比如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等等。它体现出国家的照顾,当然也是吸引人才去支援落后地区的建设。
排在最末尾的五个地区,分别是山东、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其中经济总量全国最高的广东,一方面最慷慨,财政贡献大,另一方面人均转移支付只有1409元,是西藏的2.7%。
按照人均数据的省市排名,和GDP的排名高度吻合。因为转移支付总量最高而成为话题中心的四川,人均数据只排到中游水平,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夸张。




来源:《税收转移区域集聚与差异的空间计量实证研究》
有的地方要靠输血,有的地方能自给自足,依据财政的盈余情况,各省市对国家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同样不尽相同。
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最高的西藏达到764%,最低的上海只有9%。这个榜单和人均转移支付排序比较吻合。占比超过100%,也即转移支付比公共预算收入还高的地区,以安徽为界,一共有18个。
值得一提的是,“PPP领投会”的梳理显示,用一般预算收入减去支出,收不抵支的地区共有24个。
就是说,中央财政依赖背后,其实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广东、浙江和福建在内的7省市,加上深圳、宁波、青岛、大连、厦门5个计划单列市在主要输血供养。
03
也要看到落后地区的税收贡献
前面反复提到“输血”,要指出的是,这里并没有任何褒贬色彩,只是一种客观描述。但在现实讨论中,它很容易引发各种与此相关的争吵。
比如不久前,养老金全国调剂制度实施后,南方养老金调剂东北救燃眉之急的话题,招来广泛的吐槽。
其中辽宁2018年的养老金补贴,就达到596.49亿,全国第二;黑龙江456.72亿,全国第五;吉林286.1亿,全国第八。
东北之外,饱受争议的还有四川,经常被指靠国家投钱。在普遍观念看来,就该自己挣钱自己花,富裕地区供养穷省有些不公平,会挫伤发达地区的积极性。
这种观念大前提没错,但忽视了重要一点。其实国家在对各地进行输血前,地方之间存在着典型税收和税源背离的情况。
说的直白点,富裕地区挣的钱,同样有落后地区的贡献。
税收和税源背离体现为多种情形。比如跨区域经营企业在注册地缴税,另外还有典型的总部经济策略。
很多大型国企,企业总部往往在北京、上海等地,其制造工厂则分布在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进行汇总纳税时,企业税收最终流入了总部所在地,导致税收发生了转移。
国家对地方税收返还的,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返还。之所以返还,是因为它们并不是在税源的贡献地被征缴。以增值税为例,最终是由消费者承担,导致落后地区税收流向了商品生产发达的富裕地区。


来源:《税收区域转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
类似税收和税源相背离导致的不公,多年前就被学者广泛注意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课题组2011年调查显示,税收收入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
像北京、天津、上海、广东都属于税收的移入地区,湖北、湖南、广西、四川等大部分省份,则处于移出状态。
基于公平考量,近几年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才会逐渐加大,也是为了补偿落后地区所做出的牺牲,让它们能够有充分的公共品供应能力。
因此在评判各地的转移支付依赖度时,同样得看到,富裕地区对它们也有某种依赖,没必要彻底割裂开。
当然话说回来,转移支付追求的公平,不能等同于大锅饭和平均主义。转移支付能够缓解地方的财政困境,但它并不是经济发展的解药,对方来说,过度依赖国家输血,反而容易丧失转型的动力,安于现状,同时影响发达地区的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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