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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教六年级。

那时候,孩子们7岁上学,六年级的时候已经十三四岁,而我二十刚出头。课堂上我是他们的老师,一下课,我就和他们一起跳大绳,砸沙包。那时候的师生关系还是非常融洽的,每次下课我们都是玩得不亦乐乎。

每当我们在欢呼着跳呀砸呀的时候,隔壁班五年级总有一个小姑娘默默地笑眯眯地站在旁边围观。她的眼睛又圆又亮,皮肤黝黑,个子不高,笑起来的时候显得牙齿特别白。

有一次下课,我邀请她也来加入,她羞涩地笑了一下转身跑开了。后来听她的班主任说,她来自四川,刚转来,父母在我们学校附近的工地里打工。

1997年,我依然教六年级的语文,而她就在我的班里。自我介绍的时候知道她叫谭梅香。一个很好听很上口的名字。我看了她一眼,我们相视一笑,有种老朋友的感觉。

她是一个非常勤奋踏实的女孩,时间长了之后,我发现她并不是我们在走廊里见到她的那样爱笑。或许是时间冲淡了她的新鲜感,沉默和不合群使他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当然,也可能跟她的方言有关系,所以我鼓励她说普通话,方便交流。没过多久,我看她有了新的朋友。因为我们之前的一面之交,我一直希望她能快乐一些,毕竟父母带着孩子为了生活背井离乡,相对于我们本地的孩子,还是缺乏安全感的。即使她作业上偶尔有了一些失误,我并没有去责怪她,只是深深地看她一眼,我相信她会理解我的意思的。因为我小学的老师就是这样对待我的。

那是一个 天气很好的暮春的下午,六年级临近毕业,学校决定带他们去 郊外做一次短暂的旅行,以便摄影留念。由于来回要坐车,每人须需要带两元钱的车费,两元钱对于绝大多数的孩子是构不成威胁的。

下午两点在孩子们的期待中很快就来到了,出发在即,当我小心翼翼的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个人,再数时,仍然少一人。那时候的我年轻气盛,不自觉中提高了嗓门厉声问到,到底谁没来?班长看了我一眼,也是小心翼翼回答是谭梅香。怎么回事,她不知道下午要早一点吗?孩子们互相交流了一下眼神,并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看到其他班级已经整队出发,可是我们还少一个人,那时候不像现在可以随时和家长电话联系,只有无奈的在焦急气愤中等待。

数学老师曾经是她的班主任,她小声地对我说,这个孩子经常这样,一搞活动需要或者缴费她就来的特别晚。

正在说着的时候,谭美香来了,因为紧张,她的脸显得通红,气喘吁吁的,怯怯地说,老师对不起,我来晚了。或许是我们等得太久了,我们组织集体活动最怕的就是人数不够,所以清点人数是倍加小心,在整个活动中心都提到嗓子眼,如履薄冰。 但看到她安全到达,我提着的心稍稍放下了一些。出于一个班主任的职业敏感,我问她为什么来这么晚?她平息了一下告诉我她爸爸出去借钱了,我想都没想地说借钱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本意是一个孩子不应该过早地跟钱扯上关系,因为你爸借钱你就来耽误大家的时间。但是她的话却让我出乎意料,因为她说是为她借两元钱的车费。

时隔多年的今天,我一想到我当时的表现,我都会紧张的头皮发冷,后悔万分。而这件事时刻提醒我哪怕孩子犯了天大的错误,我从不在公众面前质问批评,我一定要单独询问找出真相再做决定,孩子真的伤不起,也不能伤。这也是我多年班主任的一点粗浅认知,更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两元钱,在90年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不算什么,可对于一个从遥远的异乡来这所学校借读的孩子来说,短短的一个中午,她不知道经受了怎样的煎熬,我不知道她是怎样对她的父母说出口的,说完之后,她又是以怎样的心情去期待的?那肯定是如临无边的黑暗,忐忑不安,有满怀期待,而当她拿到钱飞奔回学校时的欢快一定是喷薄而出的。因为一次集体活动对于 这些孩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的那种复杂的情感,如鲠在喉。埋怨他的父母吗?退还她的钱吗?同情她吗?自责自己刚才说的话吗……我好像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只是拍拍她的肩膀说了声对不起,上车吧。我看到她眼中有晶亮的东西闪过,嘴巴只是翕动了一下,但并没有说什么。

好在孩子们在上车之后就很快调整好了情绪,车厢里顿时弥漫着愉快的音符。谭美香很快和孩子们融为一体,暂时忘却了刚才的一幕。

郊外的美景,野炊,拍照,令他们兴奋不已。一个下午的时间一闪而过,回程的车上,好多孩子都睡着了,和来时的叽叽喳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谭美香坐在窗户旁边,我坐在她的旁边,断断续续地和她说着话,父母在附近的工地打工,姐妹四个,工头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发工资了。说这话的时候,显出和她的年龄不相符的忧虑。

春去夏来,紧张繁忙的毕业复习让日子飞速向前冲。让我惊讶的是在毕业之际谭美香的父亲却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由于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教育的深化改革,小升初已经不用考试,而是采用划片的就近入学。我们的学生大部分要进入一座崭新的公办寄宿制学校。这座学校位于一片视野开阔的空地上,绿草红花白墙蓝瓦,一切都是崭新的。我们要求家长把孩子带到学校参加编班考试。我像个复读机一样一遍又一遍叮嘱他们沉着冷静谨慎答题。

看着他们进入考场,我和数学老师决定沿着操场转一转 ,我们刚走没多远,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再喊:蔡老师。我扭头一看,是一个个子不高的男人,凭直觉,我感觉他是一个学生家长,果然他说他是谭美香的爸爸。仔细一看,父女俩的眼神颇有几分相似。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孩子在这里上学,可是一直忙于生活,也没有跟我们交流过,但是看着孩子的进步,由衷地感谢我们。我忙说那是我们应该的。

猝不及防的,他从他提的塑料袋子里呼呼啦啦地摸索出来两瓶易拉罐,是90年代的标志性饮料——健力宝。近乎虔诚地递给我们说,可能初中我们就回老家上了,这边的工地上已经没有活了,四个孩子养起来不容易呀,见到你们能当面向你们表示感谢就已经知足了。

听着他真诚的话语,看着他落寞的表情,我不知道说什么?生活实苦,生活的屋檐下,哪怕是堂堂五尺男儿,有时也不得不低下头。自从那次两元钱事件之后,我在心里对他还是有一些偏见的,觉得他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可是今天见到他,忽然觉得有时一个人背后的心酸不是谁都能看到的,所以我们有时凭着自己的判断去揣测别人所作所为,是不是也是一种隐藏的恶?而当时健力宝的价格是两元五角,两元钱的车费他需要去借,那么这五元钱算不算一笔大的开销?或者是工地上的钱已经给了?或者他真的破费来感谢老师?

我不愿意去多想,就认定是我们师生一场的缘分所为。我更感谢他对我的感谢,我尽心教书,真心待每一个孩子,如果你看到我的付出,懂得我的不易,接受我的教育,我会铭记感恩。如谭美香的父亲。如果你以己之心来揣度老师的所作所为,那么请求你不要在孩子面前指责埋怨甚至谩骂,让这个卑微的职业尚能残存一丝体面,也让你的孩子在以后的漫漫长路中还能感受到一缕温暖,明晰这世上光明大于黑暗,有生活的勇气和动力。

二十二年过去了,我的眼前时不时地忽闪着那双大眼睛,时不时地浮现着那个中年男人的瘦弱的背影。很多年没有喝过健力宝了,可当年的那种甘沥的味道还如若在喉。

那个当年十二岁的女孩子,早已过了而立之年,也一定有了自己的家,不知道她是在何处的远方,但是愿她安好是我永恒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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