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天才”悲剧再唤高招改革

    西安市高新一中的高三应届生孙见坤总分比陕西一本录取线低了6分，而复旦大学自主招生对他的要求是“达到一本线”。八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请求学校破格录取孙见坤这个国学“天才”，然而陕西省招办一直立场强硬，拒绝将孙见坤的档案投到复旦。(8月24日《中国青年报》)

 

    一方面是复旦大学的求贤若渴，一方面是省级招办的坚持原则，两者的对立，就造成了“国学天才”孙见坤的尴尬。对于一个术业有专攻的“国学天才”来说，被调剂到一个并不喜欢的法律专业，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安排，不仅是对学生特长的抹杀，其实也是对于人才培养的浪费。这种“拉郎配”式的悲剧，其实是现行招生制度的悲哀。

 

    在以分数为基准的条件下，学生要想拥有自主的选择很难。不光如此，学校和老师要想拥有自主权也很难。读什么学校和专业必须取决于学生的分数，这是一条基准线，没有这个前提，你就算是某个方面的天才，也只能与心仪的学校失之交臂；另一方面，社会诚信沦丧，容易使得“自主招生”规则失范，陕西省招办貌似不近人情的背后，其实有很多难言苦衷——此例若开，在当前这样的社会诚信背景下，就可能造成跟风者纷至沓来，招生秩序难保不被破坏。

 

    问题的根源，依然在于招生制度的僵化，是以分数选才和按能力选才割裂下的对立与冲突。学术和教育讲求因材施教，自然，有资质和潜力的“潜力股”，更容易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很容易塑造成型；制度讲求刚性，如果分数成了唯一的评定标准，那么就只能以此执行，除此之外的特例和优先，都容易导致秩序的混乱——尤其是在当前社会诚信堪忧、大学的公信力不足、教授的清誉度不够的情况下。

    现行高招制度，如同卡在喉中的血刺，使人很难受，但一时又找不到最有效的办法。全部放开，要从教育的根本制度上改变，也就是改变“以分数论英雄”的选才标准，实施“素质选人”，这当然需要一整套的素质教育的考核、考察为基础，并辅以大学的公信力和教授的清誉度，这就不是涉及一个招生模式的问题，而是整个教育体制转变的问题。

    为此，要改变现有的招生尴尬，必须突破制度的禁锢，实现体制的根本变革，一方面，加快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加速推进素质教育，并且要落实，不能单单停留在口号上；另一方面，要重建社会诚信体系，从个人、学校到权力机构，以至于整个社会。让信用成为一种标尺，一个标准，重新赢得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信任；第三，必须保证一切制度执行，都在阳光下操作，具有基本的公平正义。如果“国学天才”的遭遇，能够对推进招生制度改革，甚至整个教育体制度改革都有所触动，那么，这种个人不幸，其实当属社会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