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造成的损失抢回来”，成了当下各地的头等大事。

路径之一，就是促进“消费回补”。而在这个方面，多地都选择了简单粗暴的发消费券模式。

先行者是南京。继带头“下馆子”之后，南京日前又发布了“3亿元消费券”计划。主要包括餐饮消费券、困难群众消费券等7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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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浙江表示，将推出总价达10亿元的文旅消费券和一亿元的文旅消费大红包。

一时间，济南、宁波、长沙、辽宁等地也相继宣布将向市民发放消费券。

这个活动的效果到底怎样，不宜简单下结论，还有哪些城市会跟进，尚需要继续观察。

但是多地作出的一致反映，再次说明一个常识——消费对于经济的重要性越来越突显。

而“强消费”时代的到来，也将重新改写城市的竞争逻辑。

到底哪些城市能凭借消费脱颖而出？

01

消费到底有多重要？

自2012年至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连续8年超过50%。

这意味着，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中，消费已成为最强劲的主力。

这几年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加之目前的因素，消费之于经济的托底角色，将更加突显。

但是，当前消费也同样面临着很大考验。

两个数据值得注意。

一是，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8年的76.2%下滑至57.8%，下跌了近20个百分点。

排除口径变化的可能，像汽车消费的连续低迷，也与此形成直接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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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今年消费的开局表现创下了历史新低。

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2130亿元，同比下降20.5%。

很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上到下都不可能不重视消费。

不过，不是所有城市都应该学习南京等地直接发消费券，也未必能学。更何况，这仅仅是应对消费“回补”的权宜之计。

从长远看，促进消费的一个根本性大招，还是得继续推进城镇化。

02

这8省市喝到头啖汤

事实上，日前23部门联合发布的促消费实施意见中就明确，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使更多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定居。

而早在2016年，就出台《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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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城市落户门槛和落户限制更是持续打破，最新的已经是——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已全面取消，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也要放宽。

而最近，在户籍之外，土地方面，国家层面也对推进1亿人口进城再度派发红包。

3月12日，《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发布，赋予省级人民政府更大用地自主权。

主要突破点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二是试点将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和批准土地征收审批事项委托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其中，首批试点地区为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重庆等8省市。

这8个城市从人口流动来看，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安徽、重庆这类人口回流代表地区；二是，广东等六省市代表的全国性人口吸纳区。总结为一点就是，都是城镇化推进比较活跃的地方。

这一安排，充分反应出《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所明确的“人地钱挂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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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土地审批权下放，也就是给地方推动城镇化松绑土地方面的制度束缚。

当然，目前更大的利好是偏向首批试点省市，但未来大概率将全面推广。

种种迹象表明，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由于对消费的依赖度提升，加快推动城镇化将会由上至下，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所以，各地与其说是拼消费，不若说是拼城镇化速度。

03

为何要选择省会城市？

因此，就眼前来说，一些地方推出消费券刺激消费，无可厚非。

但着眼长远，更要充分利用户籍门槛降低和土地审批下放的机会，加速人口进城。

这是支撑长远消费，也是支撑眼下有效投资，最根本的方法。

当然，人口进城红利，从来不是均等分配。大城市、区域性头部城市，依然是最大赢家。

之前西部城事就提到，在全面放开落户后，省会城市会占据更大的优势。

毕竟对大多数省份来说，省会都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在权力、资源、政策等方面，扮演着中心角色。（详情见重大信号！重庆、成都、西安、济南被点名，新的城市洗牌已经开始）

而事实上，省会城市在消费方面，同样具有天然优势。

以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例，除了北京、上海这样的顶级城市，等同经济体量下，省会城市明显有更强的消费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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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最典型的如广深。广州深圳的GDP体量非常接近，但是广州的社消却比深圳高出三分之一。甚至，深圳社消还比不上GDP低了近万亿的武汉、成都。

另外，像东莞、佛山等城市的GDP比哈尔滨、长春等省会城市高出一大截，在社消方面却低得多。

所以，挖掘消费潜力，在一个省内，省会城市是绝对的主力。

04

跨省流动人口5年减少了一个“成都”

而在吸纳人口方面，省会城市也正迎来春天。

尽管近几年各大城市的“抢人大战”打得异常火热，但却无法回避人口流动的两个根本性变化。

一是：流动人口规模连续多年下降。

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自2015年开始，流动人口规模从此前的持续上升转为缓慢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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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7年流动人口变化

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7亿人，比2014年下降了约600万人；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比2015年份减少了171万人，2017年继续减少了82万人。

而2019年流动人口为2.36亿人，比上年末减少515万人。

也就是说，自2014年的2.53亿，到2019年的2.36亿，5年间中国流动人口锐减了1700万，相当于一个成都的常住人口数量。

而流动性人口规模的缩小，也就是那些人口净流出省份回流人口的增加。这其中，省会城市，将成为重要的接纳对象。

二是，省内跨市流动的比例逐渐上升。其占总流动人口的比重从2011年的24.8%升至2016年的27.3%，提高了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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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东为例，2019年，广东新增常住人口175万，居全国第一。但是去除人口自然增长部分，外来净增人数并没那么夸张。

2019年，广东全年出生人口143.38万人，死亡人口50.99万人，也即自然增长了92.39万。那么，来自外地的净增长人口只有82.61万，也即不到总增长人数的一半。

也就是说，未来人口流动将逐渐以省内流动为主，跨省抢人的难度越来越大，而省会作为中心城市的角色，将一步上升。

05

这些省会城市前途继续看涨

具体来看，那些传统的人口净流出地区，随着回流人口增加，未来将迎来新的发展机会。

比如川渝地区、安徽、陕西、湖北等。而在这些地区中，省会城市、中心城市将是最大赢家。

事实上，近几年内陆省会城市的崛起，与这种人口流动格局的变化有着直接关系。

未来，成都、重庆、合肥、郑州、西安、武汉等，将继续巩固自己的人口优势。这对于促进消费、推动城镇化，都是极大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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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年或会继续加快人口的回流进程。

根据人社部数据，截至3月6日，各地返岗复工的农民工达7800万人，占今年春节返乡的60%，也就是说，目前仍有约5200万农民工被滞留在家乡。

可以肯定，上述滞留的人口中，有一定比例将变为回流人口。

所以，西部城事此前也说过，像川渝等地区，一方面要做好滞留农民工的外出务工对接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因地制宜，帮助部分滞留人口实现本地就业。这其实是人和城市的双赢。

近些年，强省会的崛起，受到不少争议。但从现实来看，不管是促进消费，还是挖掘城镇化潜力，省会城市都注定要担当大任。

不是每个区域，都有顶级城市，有一流的城市群群、都市圈，但是每个区域都有省会城市。这对多数人来说，可能是更切合实际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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