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法师与《峨眉山志》

葱姜园子/文

    谈到《峨眉山志》，我们常见的有两种版本：一是康熙年间太史蒋超的《峨眉山志》18卷；一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印光法师的《峨眉山志》8卷。要想探讨印光的《峨眉山志》，恐怕就必须先了解其印光法师。

    印光法师(1861----1940) ，法名圣量，别号“常惭愧僧”。陕西邰阳(今合阳)人。1881年，出家于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不久，投红螺山资福寺。因仰慕佛教净土宗开山祖师----当年在庐山修行的慧远大师，故自称“继庐行者”。誉为民国四大高僧之一(虚云，太虚，印光，弘一)。与高僧虚云、太虚、谛闲等大师均为好友，弘一大师更是拜其为师。他一生弘扬净土法门，为苏州灵岩寺净土道场的开创者，被推为中国佛教净土宗十三祖。留有《印光法师文钞》、《增广印光法师文钞》。法师一生，除了以书信文钞方式弘扬净土教义外，另一项较为重要的工作就是重新修辑中国佛教四大名山的山志。

    峨眉山之有志书，当追溯至唐宋时代。《宋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于唐代道士卢鸿《嵩岳记》等三书下著录《峨眉山记》二卷；宋郡守吕勤又命张开修《峨眉志》（一作《峨眉山志》）3卷。明代之后，编修山志者更多。张庭、袁子让、曹学佺、胡世安等都有山志之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明末胡世安编著的《译峨籁》。《译峨籁》与蒋超的《峨眉山志》有着更直接关系，无论从内容，还是结构体例上都以《译峨籁》为蓝本。当然，我们需要说明的是，《译峨籁》也有所本，在胡世安《题喻广文〈峨眉山志〉》一文说，明崇祯十二年（1639），他先后三次游览峨眉，求索山志，友人以喻广文山志脱稿见示。喻志共10卷，胡世安认为其“搜罗博而未精，考核详而不要，去取臆而附会多。前九卷得失参半，犹可节取；莫劣于《山史》一卷”。据此可知，胡世安的《译峨籁》实乃删削、修改喻广文《峨眉山志》而成。严格说来,《译峨籁》只是游山杂著之汇编，并非真正意义的山志。因此30年后，太史蒋超对《译峨籁》稍加增益，并作《凡例》，成《峨眉山志》18卷。清康熙年间，有中议大夫曹熙衡又取蒋超所作《峨眉山志》旧稿重加修订，成另一版本《峨眉山志》。民国二十三年(1934) 由著名僧人印光法师主持，对前人的《峨眉山志》重加修辑。着重突出了峨眉山与佛教的关系，使《峨眉山志》作为了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佛教名山的山志。

    印光法师为什么会重新编纂《峨眉山志》呢？这从他的《重修〈峨眉山志〉流通序》中可知其来龙去脉。文曰：“民十一年（1922），定海知事陶在公倡修《普陀山志》，请邑儒王雅三先生主其事。”然而王氏虽精于儒学,却不懂佛学，所以，所写之志不尽如人意。山中诸老僧想请印光重修山志。但他此时正忙于刻排《文钞》等事，无有闲暇。“至十九年（1930），掩关苏垣，始得出书。”直到1930年掩关于苏州报国寺后，才完成《普陀山志》的修辑工作。一弟子李圆净，热心公益，谓“普陀、五台、峨眉、九华为中国四大名山，师既得《普陀志》修妥印行，五台、峨眉、九华三山志，亦不得置之不理”。印光法师检阅“四山旧志，唯《五台》最佳，《普陀》次之，《峨眉》又次之，《九华》最居其下。”因为修志者之意趣不同，他认为：明清时的山志皆由不通佛学之儒士所修，修志者意在“山川形势变幻处致力”，而不在于“菩萨兴慈运悲，拔苦与乐”处，则并未经意，结果导致“志山而不志佛”。印光认为这是“颠倒行事”,“不能令见者闻者增长善根,种菩提因。”由此他批评“胡世安公好游山而信佛，未息心以研究”，“虎臣白谓于《译峨籁》一字不遗，然其所录，总以叙述山峰之耸峻、岩壑之幽秀、风云之变态、寺宇之兴废而已”。正是基于弘扬佛法的根本意向，他突出了峨眉山作为佛教名山、普贤道场这一观念，将它置于修志的核心。最终，“《五台志》去年（1933）已出书，《峨眉志》不久亦可付印，《九华志》或于明年春夏间可出。”

    印光法师重修的《峨眉山志》共八卷，分为十目。每目之前均有小序一篇，标明本目所收的主要内容以及在修辑过程中的取舍标准，使人一看就能明白概要。其十目是:

　　一,“星野图说”。主要叙述峨眉山的地理方位以及山势概略。

　　二,“菩萨圣迹”。主要引证诸佛典上有关普贤菩萨事迹的经文,以显扬普贤菩萨之功德。

　　三,“全山形势”。摘录了《禹贡》、《益州记》、《水经注》、《眉州山川志》、《名山志》等典籍中有关峨眉山的记叙,还录有关于峨眉山的峰、岩、台、石、洞、坡、溪、河等的具体描述。最后附有宋代范成大的《峨眉山行记》、明代胡世安的《登峨山道里记》及清代四川提学江皋所作的《游峨眉山记》。

　　四,“寺庵胜概”。主要记载峨眉山佛教寺院兴衰沿革之事。

　　五,“感应灵异”。载有关于峨眉山佛光、佛灯等所谓灵异之事。

　　六,“历代高僧”。记载自晋代宝掌和尚至清代舒光照禅师等历代50余位曾在峨眉IU活动的僧人传记,后面附有几位僧人的塔铭以及包括蒋超在内的三位居士的传略。

　　七,“王臣外护”。记载自唐代以来历代朝廷对峨眉山佛教寺院的敕赐,以及历代王公大臣、文人学士所作的寺殿碑记颂文,是研究峨眉山佛教的重要资料。

　　八,“仙隐流寓”。古代峨眉山又是道教圣地,相传春秋战国时期,这儿就有方士隐居。在道教经典中也有关于峨眉山的记载。因此山中留有大量与道教有关的遗迹和传说。本篇主要收录从《列仙传》、《环宇记》、《酉阳杂俎》等书籍中记载的有关峨眉山神仙、隐士等的传记事迹。

　　九,“古今艺文”。记历代所作赞咏峨眉山的游记、诗作等。

　　十,“动植物产”。此目中又细分十一项,详细记录峨眉山的鸟兽花木、奇珍异草以及各种土特产。

　　十目之外,志的最后还将原来蒋超所修《峨眉山志》的“志余”部分,以及各旧志中不便列于上述诸目者数段作为本书的“附录”。

    除此，印光法师指出“旧志所载，殊多讹谬”，逐一纠正、考证。例如,明人王士性就已指出，《华严经》所说西南山贤首居之，天竺（印度）视此则非西南。而明曹学佺和明清山志引经文说：“西南方有山曰光明，现有菩萨，名曰贤胜，三千眷属，常在其中，而演说法也”。印光法师对此亦表异议，说后人为《华严经•菩萨住处品》妄加注曰“即普贤也”，然而他认为，“普贤亦名遍吉，未见又名贤胜也。援经而深悖于经，是欲令人生信，而反致人起疑也”。因此他才从“十方法界，皆可作菩萨道场”的大乘教义出发，说为了设教，使“众生投诚有地”，普贤“特于峨眉山示应化焉”。但这只涉及信仰问题，不必论其真伪。又比如,宝掌和尚、智者大师以及玄奘法师等人的事迹,殊多讹谬之处,印光在重修山志时曾一一加以纠正。宝掌和尚，《诸经发明》云：“汉永平癸亥之前已住此山，蒲公见鹿迹如莲华，径投宝掌问之，掌令往洛阳问摩腾、法兰二师。蒲公于甲子往洛阳谒二师。”印光驳正说：“不知甲子即明帝七年，始遣蔡情、秦景、王遵等，往西域寻佛法，至十年丁卯，二师随诸人始来洛阳。”他又指出，旧志“于一生不至西蜀之智者大师，亦为立传。且曰与茂真尊者、孙真人弈棋于呼应峰下之棋盘石上，又建呼应庵以居，均以相呼相应以弈棋为峰名庵名。作此说者，不但不知智者，且绝不知佛法。”关于 “三藏法师”至峨眉九老洞一说（仁按：“三藏法师”是通称，而非专指玄奘。旧志之不通佛教，于此可见一斑），印光考证说，玄奘生于隋文帝仁寿四年，其兄长捷法师令其出家，居洛阳净土寺，十五年至长安。时唐室初立，与兄往成都求学，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具足戒），私遁，由三峡达汉阳，经相州，后至长安。贞观三年八月私往西域，历17年。返长安后，日事翻译，未及卒业而寂。“何得有履西域，至峨眉九老洞，值圣真说偈授经之事乎？”他还进而指出：“但以世远人亡，屡经沧桑，志乘轶失，无所依据，遂致以讹传讹，无由考正，以致然也。”这些反映出他严谨的治学态度。

    印光法师的新志与蒋超的旧志相比，有几点变化：一、突出峨眉山为普贤菩萨的应化道场，突出峨眉山为中国佛教名山的地位。他不仅处处注意突出和宣传佛教的内容，即略引《华严》、《法华》各经文，把“旧志《艺文》中僧家塔铭，概改入《高僧》内。”同时，还专门新增加了一门“菩萨圣迹”。其中分为六章：1．“释名”，略释普贤名义；2．“修证”，节录佛经，以明菩萨因地修证功夫；3．“德相”，略引《华严经》，称赞菩萨不可思议神通；4，“法要”，略明菩萨所说法要，录《普贤行愿品》全文，“以期同登莲邦焉”；5，“利行”，节录《法华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略明菩萨卫护行人之事；6，“应化”，明菩萨证穷法界，于十方法界随类现身，“然欲众生投诚有地，故特于峨眉山示应化焉”。 其目的在于“俾阅者得生信仰而有所遵行，以获受用实益耳”。 二、新辟《感应灵异》、《王臣外护》各一门。前者，将光灯等自然现象纳入佛教释义模式，进一步起到宣传佛教的作用。后者，“王臣护法，使僧众安居修道，即俾黎庶消灾得福，亦最当崇饰，为后人矜式”。故集中皇家颁赐和修建寺庙诸记，另辟《王臣外护》一门。三、序文方面。首先，序文等附加部分大大压缩，且单独列于卷前；而“星野”和“图说”则合为一门。在卷前有谭钟岳绘、顾复初书题的《峨眉总图》，普贤菩萨像和《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节要，此图为本志生色不少。其次，在每门前均有小序，序文始终贯穿着弘扬佛法这一主题。例如《感应灵异》序言：“一心显现万法，万法不出一心，众生与佛同然，本无所谓灵异。惟众生久为业力所缚，自性功德，不得受用。忽睹佛菩萨感应境界，辄诧为希有，由是返迷归悟，背尘合觉，久久必能彻证自心。……”这样便强化了《山志》的佛教文化特质。

    印光法师新志的特色不在于增加了什么新材料，而是在佛教思想和特定的观念模式指导下，重新组织材料，赋予山志新的结构，从而达到以佛教文化为主线来志山、弘扬佛法之目的。正如印光所说，“以示此等记载，关于三宝，非徒以文字见长也”。不过，印光也承认自己“未曾亲历其境”，“不能详加询访”。故此书也存在着一些缺憾，那就是书虽编纂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但却“只按旧志及诸经传而为证订，至于近来名德及新建筑，概不加入，以免逸轶名德之咎、挂一漏万之讥”。 还将一些游记佳作删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