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略知一二的成都街巷》

忠烈祠街

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里，忠烈祠就是会府，会府就是旧货市场。

忠烈祠这个街名，是民国以后才有的，在此之前，成都人称此街为“会府街”。

会府这个称谓起于明代：那时，成都省府的文武官员，每逢重要日期要向皇帝行朝拜大礼,这个行朝拜大礼的地方叫“都会府”，简称会府，其所在的街道，亦以会府作为名称，在其周边，按方位还有会府东街、会府西街等。

到了清代,这里仍是官员们朝拜皇帝的地方,只是将“都会府”改为“万寿宫”，可老百姓还是叫会府。

进入民国，为纪念辛亥革命的牺牲者，会府被改作烈士纪念馆，易名为“忠烈祠”，忠烈祠街也因此而来，但会府这个称谓，仍在民间广泛使用。

之后，随着时光流转，会府先后又变成了机关、学校。但是在我的记忆里，会府只是旧货市场，这里人头攒动，闹闹穰穰，所卖旧货，从锡灯、铜壶，水烟袋到箱笼罩被，以后又与时俱进，出现了手表、留声机，自行车，再后来又有黑白电视机，收录两用机，洗衣机等等，几乎生活中的所有用品，在这里都有“相因”可淘。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会府市场交易最兴旺的是“估衣”，估衣即旧衣，在当时是一宗大生意，包括春熙路、总府街、提督街这些地方，都有专门从事这项业务的估衣铺。

但是，会府交易庞杂，往来人员也庞杂，其中难免有藏垢纳污之事。我曾听我的同事说，他一个朋友的自行车丢了，去派出所报了案，可没过两天，失主居然在会府市场发现了这辆车，失主找到卖车贩子，要求退还，但车贩子死活不认，说是从别人那里正常收购的，两人闹得差点打起来。后来找到市场管委会，失主拿出购车发票和自行车“软牌照”，再查看车架钢印，全都合得上，而车贩子不能提供“正常收购”的任何手续，（当时二手自行车交易必须软硬牌照齐全）这一切都说明，此车来路不正，是赃车，管委会于是对车子暂作扣押，之后，失主持派出所的报案证明和居委会的旁证材料，顺利地取回了车子，一件失车案，最后以戏剧般的结尾收场。

说来运气不好，我和我的家庭也丢失过自行车，自从我听到这件事情，后来丢车，我就去会府转悠，希望发现丢失的车子，可我没那个运气，两次都一无所获，不得已，只好顺势把寻车变成了买车。后来听说，贼娃子在成都市区偷的车，一般很快就转到外州县去了，不会出现在会府市场，不知此说是真是假。

现在，忠烈祠街及其周边，仍有规模不等的、门类不同的旧货交易点，但“会府”这个称谓正在逐渐消失，而会府本身已被改做了餐馆。然而我认为，还是将其恢复为“忠烈祠”为好，因为辛亥革命的烈士，其历史作用彪炳史册，其丰功伟绩应当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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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略知一二的成都街巷》

椒子街（上）

椒子街已经不存在了。这里所说的椒子街，是并入均隆街之前的椒子街。

椒子街在东门大桥外，从东门大桥往牛王庙方向走，过东门大桥，左手第一个口子就是椒子街。

这是一个丁字口，三条相交的街道分别是天福街、芷泉街、椒子街。现在，我们就从这个丁字口进入椒子街，并沿路来一番左顾右盼吧：

椒子街街左，第一户是肉铺，肉铺隔壁是公厕，与公厕隔一间铺面，有一家连环书铺子，接下来是几家住户，然后是一家小旅店。

街右，起首是一家烟糖兼售的小店，然后隔几间铺面，有一家锅盔店，再过八九家住户是一家茶铺，茶铺面积较大，占三、四个开间，虽同样是街房，但里面有一方空坝。该茶铺后来成为“椒子街人民公社”某企业的生产场地，企业迁走后改为民居。当年的椒子街人民公社，所辖除了椒子街本身，还包括教场坝、点将台、均隆街、望平街、天福街、芷泉街、牛王庙等街道在内。

街左那边，过小旅店继续往前，走不多远，就到了“三多巷”巷口。所谓“三多”，即多子、多福、多寿。三多巷是一条冷清的巷子，巷子的前段是椒子街街房的侧壁，后段才有几戸以此巷为出口的住户，三多巷巷尾通府河，是附近小孩子下河游泳的要径。

过三多巷巷口，为一溜木结构楼房，楼房一楼一底，长约八、九个铺面，其中有两个铺面是煤店，附近居民在这里凭票买煤。所谓在这里买煤，是在这里开蜂窝煤提货票，开了票，用户要么自己去蜂窝煤厂拉煤，要么另外请人送货上门，那会儿，街道上有专门送蜂窝煤的人，不过，送煤只送到门口，煤不入室，更不上楼，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送煤服务才拓展到入室上楼。

其实在成都，家庭用煤的历史并不太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绝大多数家庭还在烧柴，街上不时可见走街串巷的“柴担子”，甚至还有专门的劈柴人，劈柴人扛着斧头，一路走一路吆喝：“包花疙蔸柴……”疙蔸柴即树根、树节等较难劈的柴，“花”即“劈”的意思，成都人称“劈柴”为“花柴”。至于使用的灶具，当时有两种，一种是土灶，一种是行灶。土灶用砖土垒砌，较大，不可移动，行灶用泥木制作，较小，可移动。土灶一般请泥瓦匠上门砌造，行灶一般可在专业铺子购买。记得当时在老东门城墙边，即杨天鹏“天元堂”骨科诊所旁边，有一处叫“罈罐窑”的地方，那里就有人专门制作行灶出售。

椒子街煤店的对面，也即街右，是一个大院子，人称“薛家门斗”，薛家门斗是椒子街最大的居民院，大院里套着几个小院，其后门与教场坝相通。薛家门斗在椒子街的入口只占一间门面，看不出里面院落重重。

过薛家门斗不远，街对（街左）是启明电灯公司发电厂。启明电灯公司成立于1909年，是成都市第一家对外营业的商办电力企业，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是成都市最大的电力供应商。成都市用电始于上世纪初，可是直到六十年代，用电仍未普及，比如我就读的学校就无电，上音乐课的时候，老师播放示范唱片，使用的是手摇唱机，学校作息也以敲钟为号，直到1960年前后才安装了电铃。

在椒子街，启明公司的临街面除了大门，还有一段十来米长的围墙。整条椒子街，几乎全是铺板住房，唯有这里是一大段规整的墙面。大跃进时期，这段围墙成了鼓舞士气的阵地，那时盛行壁画，这段墙面也成了壁画墙，依稀记得，壁画的内容有两头毛驴拉一个大南瓜等。

启明公司的围墙结束即是“福德巷”。福德巷巷口有一间公厕，巷里有一家小企业，福德巷住户不多，早在改革开放以前，该巷就成了一条死巷子。

福德巷的对面（街右）是“围房巷”。以前的成都，凡叫巷子的地方，大多住户稀疏，巷道清静，如三多巷就是如此。但围房巷不一样，这里住户多且挨连紧密，一家挨一家全是居民，虽说门牌是街巷，其实与院子相似。围房巷的巷尾也与教场坝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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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略知一二的成都街巷》

椒子街（下）

过围房巷而不入，转目左顾，一间连一间的铺板房突然留出了一垭缺口，缺口里坐落着椒子街小学。

走过椒子街小学，再往前大约十余户人家，又有一条小巷，这条小巷的入口段很窄，若两人相遇，相互必须侧身才能通过，但过了入口段，后面就宽了一些，这条巷子通府河，可现在我道不出此巷的名字，是没记住还是本来就没有名字？难说。

在这条窄巷的对面（街右），又是一个大院套小院的居民院，这个居民院的大门不正对街面，而是斜向均隆街方向，因而大院门口要比较宽一些。

斜门大院的左右两边都是低矮的平房，左侧那排平房约八、九个门面，其最后两个门面是废品收购站。废品收购站的左壁，是通往教场坝和点将台的便道（现已改建为大道并命名为教场坝街）便道旁有一条从水碾河方向流来的小河，小河流到椒子街改为涵洞，从地下穿过椒子街汇入府河。废品收购站的对面（街左）是公厕——从踏进椒子街起，这已经是第三个公厕了。

说到这里，不禁有几句题外话：据资料介绍，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成都有公厕五百余个（1943年），而当时成都的街巷也就五百余条，平均大致一街一厕。此后这方面的资料没有见到，但根据自己的切身感觉，在90年代以前，上街找个厕所不难。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人口在成倍增加，城市在成倍扩展，公厕建设却没有同步跟上，如果按人头计算，可能还有所减少，以至于现在上街，找个公厕成了一件难事。

过废品收购站继续前行，约八、九个门面，街右是一条非巷非弄的通道，通道里有一个青砖小院，门口挂着“椒子街派出所”的牌子；而街左，即与派出所通道斜对的，是一家叫“天成针织厂”的企业。

在天成针织厂门口左顾，椒子街的尾端已在眼前，那里也是一排几间相连的平房，其最后一间，屋里屋外挂着各种草药，门面上有三个大号玻瓶，是分别用乌蛇、鹿鞭、枸杞泡制的药酒，这是一家小有名气的草药店。

过草药店，接着是一排规整的砖瓦房，这排房子是东城区政法系统（后来是锦江区党校）的用房，但这里已经属于均隆街了。

从以上可以看出，整条椒子街基本没有商铺。缺少商铺的街道一般都比较冷清，可椒子街反常，它并不冷清，尤其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甚至一度比春熙路还热闹。

原来，在那个阶段，椒子街是成都市两个闻名遐迩自由市场之一，在当时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这里简直就是购物天堂，吸引着方圆几十上百里远的目光。这里不仅能买到各种农副产品，还能买到（或交换到）粮票、布票、肉票、酒票等在内的各种票证。在当时，一切物质都在计划管控之下，自由交易属于非法，票证交易更是违法，所以自由市场又被称为黑市。尽管是黑市，但这里仍然每天人流涌动，来这里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来“找吃的”，在这条街上，我见过抓抢锅盔的饥汉，也见过倒毙街头的饿殍。后来，椒子街自由市场逐渐向均隆街那头发展，其末端甚至延续到东风路大桥。有道是，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这么大这么热闹的自由市场，难免引来几只坏鸟，据说当年有一个叫“小刀队”的盗窃团伙在这里活动，所以人们在逛自由市场的时候，时刻都得警惕自己的腰包。再后来，物质逐渐丰富，情况开始好转，椒子街自由市场渐趋冷淡，街面恢复平静，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经过彻底大拆大建，最终被并入了均隆街。

椒子街消亡多年了，但是最近这几年，它又不时被各种媒体提及，究其原因，无不与“交子”有关。交子又名“飞钱”，是纸币的鼻祖。据考证，世界上第一枚官方认可的纸币，于北宋时期（1023年）在成都发行。李劼人先生甚至认为，椒子街就是交子的具体诞生地，“椒子”是“交子”的讹音。

交子诞生于成都，但是否诞生于椒子街，在个问题，可能是钱币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我等凡人难插其嘴。对我来说，椒子街只是一条无数次经过，无数次交往，后来又无数次想起的街道，我对它的情感，并不因为它瞩目或平凡而改变、而增减。

然而奇怪的是，椒子街与均隆街相比，无论是街道历史、街道名气、街道长度，均隆街都不占优，可不知怎么，在旧城改造中，却偏偏是均隆街兼并了椒子街，为什么不是椒子街兼并均隆街呢，个中因由，我等凡人同样是难插其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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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1 发表于 2019-5-28 14:50

前发水井街帖文中，“记忆中的水井街片区”图误，现更正重发，见上图。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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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略知一二的成都街巷》

同仁路

在辛亥革命之前，同仁路叫西城根街，辛亥革命之后才更名为同仁路。

之所以更名，是因为在辛亥革命时，成都的八旗驻军向四川军政府和平缴械，之后编制撤销，人员遣散。为了解决卸装后八旗兵丁的生活，军政府为其支付了若干个月的薪饷，接着又在西城根街设办工厂，招收旗兵及家属就业，以解决其生计。新设办的工厂取名“同仁”，寓满汉一视同仁之义，其后，西城根街也因之更名为同仁路。

同仁路这一片，以前属于满城。满城也叫少城，为成都的城中之城，是清代八旗驻军的营地，也是旗兵家属居住的社区。满城的布局，以长顺街为主干，每旗官街一条，兵丁胡同若干，到清末，满城内有旗人家庭五千余户，人丁两万余口。辛亥革命之后，满城内的胡同改称街巷，如，兴仁胡同改为宽巷子，太平胡同改为窄巷子等。但是直到民国前期，满城仍然是成都城内“极为幽静的绿荫地区”。（李劼人语）其内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院落，环境非常清幽，以至当时市井上流传着“少城院子林木多，家家都有乌鸦窝”之说。

据李劼人先生考证，满蒙八旗入驻满城之时，每个官兵分得了“一甲地”的宅地。所谓“一甲地”，即一个“披甲人”分得的地，但“一甲地”的大小并不相同，而是按所属之旗及兵种，划分了若干等级，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为上三旗，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为中三旗，正蓝旗、镶蓝旗为下二旗，其中马甲又优于步甲，如此一来，这“一甲地”的面积，就在五十至八十平方市丈之间浮动。按李劼人先生给出的这个数据，换算一下，每甲宅地，多的可达880平方米（合1.33亩），少的也有550平方米（合0.83亩），每个“披甲人”都有如此大的宅地，所以满城之内广庭深宅随处可见，清雅小院鳞次栉比，那就是必然的了。

但是到了清末，许多八旗子弟因为长期游手好闲，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以至求生乏术，再加辛亥革命之后，旗人失去了“皇族”的光环，特权不复存在，所以部分旗人日子艰难，只得靠变卖祖产维持生计，于是满城之内汉人渐多，满城也渐渐与大城相融。

现在，少城片区仍有多处老街老巷老院落，这其中，宽、窄巷子已被开发成了旅游景区。眼下的同仁路，其最完整、最漂亮的清代建筑，是上世纪80年代从暑袜街等处迁建来的成都画院，画院门口的大银杏树，为此处原“支机石祠”遗物，为保护这几棵古树，在改造同仁路的时候，有关部门采取了特别的避让措施。

同仁路这个名字源于“同仁工厂”，这个厂的结局怎样呢？同仁工厂以线袜、毛巾等为产品，起初生意还不错，后因军阀混战，经营困难，最终厂垮地卖，只给老成都留下了一点淡淡的记忆。

同仁路是与宽、窄巷子相交的街道，在逛宽、窄巷子之余，不妨就近去成都画院看看，很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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