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略知一二的成都街巷》

均隆街（中）

走过连环书铺，约四五个门面之后，是一个居民院，这个院子既大又深，前院有个大空坝，后院可通府河，但有点可惜，前院那个大空坝光码码的，没见种点什么花花草草。

从居民院再往前，过两三个铺面，有一家鞋匠铺。当时的鞋匠铺，其实就是微型的制鞋作坊，集修鞋、制鞋、代客上鞋为一体。何谓“代客上鞋”？原来，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不是人人都买鞋来穿，不少人还穿自家制作的手工鞋，那时的妇女，有事没事，经常都带着手工活，而手工活经常又是做鞋子，或为丈夫打鞋底，或给孩子纳鞋帮，或给自己绣鞋面。当时妇女们聚在一起，“剪鞋样”是她们经常的活动和话题。但是，手工鞋的最后一道工序，即把鞋底和鞋帮合为一体，这是最要紧的技术活，不仅关系到鞋子的耐用度，更关系到穿着的舒适度，所以很多人就把这道活交给鞋匠铺做，这就是代客上鞋。那时一双新布鞋四块钱左右，上一双鞋子一块钱左右。

与鞋匠铺隔一间铺面是锅盔店。那时白面锅盔每个六分，混糖锅盔每个七分，夹糖锅盔每个八分。所谓“混糖”，就是把糖“混”在面粉里做出来的锅盔，“夹糖”就是把糖“夹”在锅盔中间的锅盔，夹糖锅盔所“夹”之糖是红糖，曾经有个笑话，说某人吃夹糖锅盔，泄漏出来的糖居然把后背烫着了，这个笑话是形容夹糖锅盔的糖多。此外还有椒盐锅盔，千层锅盔等，价格也在七分上下。

锅盔店隔壁有条过道，过道为室内过道，与后面院子相接。过道的另一边是国营粮店。

在均隆街，要说经营稳定，没有那家商店比得过粮店。粮店起初只出售大米、面粉和少数几种豆类，有时候还有玉米、红苕等，后来增加了油盐，再后来又增加了面条面皮，再再后来还增加了饺子抄手，总之，根据民众需要，经营品种逐渐增多，其生意没有火爆过，也没有清淡过；而如果要说价格稳定，那就不仅在均隆街，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国营粮店也稳居头把交椅。从1956年到1989年，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期间里，粮价只变动过一次，大米从每斤一角涨到一角四分二。这种超强的价格稳定，不是粮店自己有什么神通，而是国家大政确定的。

国营粮店的位置大致处在均隆街的中点，过了粮店就是均隆街的下半段，以下基本就没有门店了。

回头再看街左：

从东风路进入均隆街，街左第一家是烧卤店，此店每天现卤现卖，上午准备，傍晚营业。该烧卤店设有酒座，每天晚上灯火通明之时，只见顾客络绎。在这里，花两元钱左右，可以砍半边油烫鸭，如果饮酒，散江白每两八分，卤鸭脚每只二分，卤兔头每个六分。

烧卤店的隔壁是活禽店，专门经营活鸡活鸭活兔，顾客现买现杀，当场“打整归一”。一只肥母鸡，当时大约五元钱可以搞定。活禽店也经营水盆货，可以只买半只。

活禽店的邻居是肉铺。成都的肉铺与其他地方有点不同，其他地方的肉铺，大多是将肉摆在案桌上卖，而成都肉铺大多是挂在架子上卖，所以成都人称肉铺为“肉架子”，称买肉为“割肉”，去肉铺买肉，就是“去肉架子割肉”。

那时肉铺卖肉，除猪蹄、猪头、猪杂，其他不分部位，每斤（带骨）七角七分，至于顾客最终买到什么样的肉，很大程度由肉铺操刀的营业员决定。肉铺操刀的营业员，成都人称为“刀儿匠”，同样一刀肉，刀儿匠可以让人“笑嘻了”，也可以让人成为“苦瓜脸”，顾客如果与刀儿匠有点关系，则要肥得肥，要瘦得瘦，而且骨头不多；若没有关系，恰又遇上这天刀儿匠看你不顺眼，那么这一刀肉割下来，说不定就皮多肉少骨头大，顾客说骨头是不是可以少点，刀儿匠说，都要骨头少，剩一堆骨头卖给那个，呛得顾客干痴痴的。所以当时有人说，刀儿匠手里的刀子有眼睛。当然，这样的事并不天天发生，在多数时间里，多数刀儿匠还是不会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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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略知一二的成都街巷》

均隆街（下）

肉铺的隔壁是菜店，菜店一连三个开间。当年各种常见的蔬菜，如白菜、茄子等，大多几分钱一斤，有时甚至一角钱买一捆莴笋；韭黄、蒜台是较贵的菜，这类菜每斤要一角几。

蔬菜店的右侧，是一条说街不是街，说巷不是巷的便道，如前所述，这条便道通往点将台。

跨过便道是一家杂货铺，杂货铺有四五个开间，分为三个部分：靠便道这头卖烟酒、糕点和罐头，中间卖菜油、食盐、百合、桂皮等，最后一部分卖酱油、豆豉、榨菜、豆腐乳。这个铺子所卖之酒全是瓶酒，在其货架上，八大名酒均是寻常之物，那时（60年代中期）五粮液（一斤装，下同）泸州老窖等，价格三元左右，茅台要贵些，但也不会超过五元。

过杂货铺为饭店。从营业面积来说，这个饭店在均隆街名列前茅，但服务质量非常一般，因此生意也非常一般，人气远不如街口那家小餐馆。这里的菜肴，不仅色香味一门不占，并且以次充好，比如回锅肉，其他餐馆是用“宝肋肉”制作，蒜苗也只是配角，而这里却用“槽头肉”，蒜苗也从配角变成了主角。回想起来，这样的饭店，要不是计划经济，恐怕早就关门了。这家饭店的价格，蒸排骨每份三角五，拌白肉每份四角，烧什锦每份八角。

饭店之后再过几家住户，即是“满春园”茶铺。以营业面积论，满春园是这条街的“大哥大”，门面虽只有三个开间，但深度不小，其内有天井，评书艺人来此说书，只需圈围三分之一，所得收益就够笑纳了。该茶铺后部是居民院，可通点将台。

在京剧《沙家浜》中，开茶铺的阿庆嫂有“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唱词。沙家浜的故事发生在江苏，那里把茶铺的烧水灶称为“七星灶”。其实成都也有这种叫法，七个火眼的灶叫“七星灶”，五个火眼的灶叫“五星灶”。但是一般而言，成都把茶铺的烧水灶称为“瓮子”或“老虎灶”。为啥叫瓮子？是因为此灶除了有烧壶的火眼，还有一个（或两个）烧水储水的瓮子；咋又叫“老虎灶”呢？我问了许多人都说不晓得，后来不知怎么，有一天我突然觉悟，这“老虎灶”该不是“老壶灶”的转音啊！以前不是总说，老壶烧水比新壶烧水好吃吗，茶铺称自己的灶为“老壶灶”，是一种顺势而为的经营宣传，殊不知久而久之，这“老壶灶”就变成“老虎灶”了。

在文革以前，去茶铺听评书是不少人的爱好，有的人听起了瘾，缺一天不听便毛焦火辣。我那会儿还小，却也在满春园听过《三侠五义》。记不得说书人的名字了，但此人说书，不论上半场下半场，开场总要先要打一段竹琴为引子。当然啰，小娃娃，不是正儿八经的坐下来听，而是在边边听“站国”。当时茶铺的价格，白碗（即自带茶叶）每座四分，三花茶每坐九分，如果听书（白碗不入书场），每坐另收六分。

满春园茶铺对面是国营粮店，也即过了茶铺，就进入了均隆街的下半段。

均隆街的下半段基本没有店铺，只在靠府河那边有一家旅店。过旅店，有条便道通府河，便道左侧有个用土墙围着的院子，土墙的厚度足在一尺以上，院子及土墙都已斑驳，看样子是这条街的前辈；土墙院子的对面，是一排整齐的砖木平房，小青砖、黑漆门、绛红色的窗棂和屋檐挡板，从样式和成色看，是这条街的后秀。这排房子（包括其后的院落）一度是是东城区政法系统、后来是锦江区党校的用房。

均隆街的下半段虽无店铺，但人气不弱，这是因为这里有较多的游摊，特别是土墙院这一段，对面的砖木平房后退了好几尺，街面比较宽，更是游摊的宝地，时常都摩肩接踵。

过了锦江区党校，也即过了那排整齐的砖木房之后，老均隆街随之结束，再往前，就进入了椒子街。

在均隆街的末尾，我停下笔触，回看斑驳的土墙，回看参差的街房，回看往来的路人，似乎宛如在昨。是的，均隆街，一条没有名宅豪院、没有神奇传说的街，一条凡夫熙攘、充满人间俗气的街，也是一条让我回味、让我怀念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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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略知一二的成都街巷》

正通顺街

说起正通顺街，巴金故居和那口双眼的井，应该是无可争议的地标。

退回去五、六十年，如果单说正通顺街，也许人家一时回不到神，如果再跟一句“就是北门双眼井”，人家马上就会明白。可见，在当时，正通顺的知名度不及双眼井。

现在，提到正通顺街，更多的人会将其与巴金联系在一起，因为巴金的故居就在此街，巴金在这里生活了近二十年时间。

巴金故居在正通顺街九十八号，据有关资料介绍，在上世纪前期，巴金的故居叫“李公馆”，公馆规模为五进三重，有大厅、堂屋、桂堂等，面积达三千多平方米，是这条街上的豪华宅院。1923年巴金离开成都，其后家况转衰直至破产，“李公馆”随之易姓，巴金的大哥由此亡故。

解放以后，有关方面从来没有否定过巴金，但很长一段时间遭受冷遇，故居更是不被重视。记得在文革期间，有一次我从这里经过，要不是知情人小声指点，说那是巴金的老家，我肯定会毫不留意地一晃而过，但从那以后，每当再次经过，我又会不由自主的多溜两眼。巴金故居现为战旗歌舞团驻地，原来的老房子已经拆除，原有的建筑格局毫无踪影。不过，为了追怀这位文坛巨匠，现在在九十八号门口建立了公开的标识，标明这里是巴金故居，不必像过去那样藏着隐着了。

至于双眼井，是因为此井有两个取水口而得名的，但此井开凿于何时，属于何家何户，其间有何变化，这些都已无从考证，只是有人依据此井的型制推断，认为可能是宋井，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此井距今也有七、八百年历史了。

巴金晚年曾说，对于他儿时住过的地方，唯一记得的是那口两眼的井，他说，只要双眼井在，就可以找到自己童年的足迹。他在给双眼井小学小朋友的信中说：“……你们让我看到了美丽清洁的双眼井，你们真是我的好邻居，你们又把我的心引到了我念念不忘的家乡……”字里行间，充满了巴金对家乡的怀恋之情。双眼井是巴金记忆中家乡的标记，是他回忆故乡的“引子”。

幸运的是，改造后的正通顺街，双眼井依然还在，虽然已经干涸，但没有被填埋，前不久，有关部门还对其进行了保护修缮，为后人留下了一处可供追思的遗迹。

但是对于正通顺街而言，巴金故居的消失，无论如何是一种遗憾。虽然故居在解放前就已经易姓，但让其消失，却是在我们这一代人完成的。《家》的源头在哪里？在成都，在成都正通顺街，当景仰者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来此寻“家”而找不到“家”的时候，那种沮丧不言而喻。一处很有历史意义的文化遗产，在我们不经意中失落，作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居民的我们，是不是同样感到沮丧呢。一面为杜甫重新搭建“茅屋”，一面又抛弃巴金的“真家”，我们的行为真是匪夷所思。

亡羊不久，补牢未晚。如今巴金故居虽然片瓦无存，但百花潭公园有一座“慧园”，此园是以巴金小说《家》为蓝本建造的，可以从中窥见巴金笔下的“高公馆”——也即巴金故居的大致面貌。另外，有人提议，在正通顺街修建一座巴金纪念馆，让这里成为成都的又一张文化名片，据说有关部门正在研究。

正通顺街原名古佛庵街，清光绪时改为上通顺街，寓通达顺畅之意，后来周围几条街道扩路，其名都用了“通顺”二字，如北通顺、横通顺等，为资区别，故将上通顺更名为正通顺并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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