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做过最坏的打算

川渝横贯线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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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依然十分严峻。
2月12日，在纳入临床诊断病例的情况下，湖北一天时间新增14840例新冠肺炎病例。
2月13日，湖北新增确诊4823例。至此，截至今天上午10点，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达63922例。
2月13日，湖北十堰市张湾区做了一件大事：发布全国首个“战时管制”令，规定如非有关抗疫，所有楼栋一律实施全封闭管理。全区40万人留在了家里。
如上，意味着至少两点：
其一，在纳入临床诊断病例后，我们发现数字陡然上升，这也意味着，全国的疫情尤其湖北的疫情形势依然相当严峻。我们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抗疫斗争。
其二，同时还意味着，20天前港大教授管轶的那句看似耸人听闻的预言已成现实。彼时，管轶曾告诫：”保守估计，此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是SARS的10倍起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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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轶一样发话的香港专家还有一个。
这位专家叫梁卓伟，专门提醒的是重庆。他说：
“由于重庆与武汉的交通及人流频繁，相较北京、上海、深圳及广州，料重庆会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大城市。重庆高峰期一天可能会新增15万病例。”
但以目前的状态来看，梁卓伟的预言对错参半。

对则在于，重庆的病例较上述其他几个一线城市的确更多。截至2月13日24时，重庆累计确诊病例达529例，上述北上广深最多的为深圳，达400例。
究其原因，由于重庆市整体人口基量庞大，达到3100多万，比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都要多，甚至是深圳、广州人口的两倍多。在这样的基数下，重庆的确诊病例自然容易高出其他城市。何况，重庆和湖北地界相邻。
专家的预言不对则在于，重庆高峰期的数量过于庞大。
不仅重庆没有达到这个数字，湖北这一重灾区也没达到这个数字，而且，近些日子里重庆每日新增的病例呈现连续下降趋势。所以，专家的言论迎来不少批评，认为其更是耸人听闻，制造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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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我看来，专家有他说话的权利，当然想批评他的人也有批评的权利。
谁都能说话，我全力支持。
但相对来讲，政府层面则必须更包容一些，而且多听逆耳之言。唯有如此，才能阻止更糟糕的情况发生。
对于这位专家的话，这次重庆是听进去且高度谨慎的。
前两天，央视白岩松连线重庆常务副市长吴存荣，其中一个问题便提到香港专家的预言一事。
吴存荣说：
“重庆方面研究了香港专家的预测，不管怎么说，提高了我们的警惕性，也提醒了我们对疫情形势的认识，我们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所以促使我们在防控方案做得更周密更细，比如说社区排查，我们采取滚动式排查等。”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政府看到、听到，且研究了这样的提醒，一定好过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样的做法值得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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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重庆对未来，尤其经济方面也需要做最坏的打算。
众所周知，重庆自2018年来，GDP增速一直处于低谷。2018年，重庆GDP增速跌落至6.0%，为1990年以来29年里最低位。
而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重庆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在2018年连续下滑，让重庆经历了超级阵痛期。
2019年，重庆触底反弹，经济逐步回暖，全年GDP增速力拼到6.3%，十分不易，V字型反转出现。
可偏偏2020年遭遇疫情全国性扩散，至今很多制造业也无法完全正常复工。据虎嗅报道，由于疫情影响，汽车制造业受到影响很大。
1：属于制造业的多家车企以及汽车零配件供应商发出公告，宣布停工停产或推迟复工时间。
2：真正导致主机厂停工是因为供应商无法正常开工，从而缺少零部件供应而无法生产汽车。
3：某机构预测，工厂长期关停的情况可能持续到3月中旬，从而导致中国汽车产量缩减超过170万辆，同比下跌32%。
4：车企一旦停工，造成的经济损失非同小可。即便在其他环节一切正常的情况下，主机厂流水线暂停半小时，其直接经济损失可高达几百万人民币，更何况如今不但每天都无法开工，还面临着由于4S店人流量大幅度下滑而使得销售也出现问题。一面是人力、设备、租金等成本的大量开支，另一面却是销售停滞，已经遭受了行业“寒冬”的车企再次面临新的挑战。
而重庆作为汽车制造业重镇，在本已严重下滑的当下，或许还将面临更严重的危机。
这一方面，重庆也当做最坏的打算。此外，此次疫情在重庆经济低谷期造成的影响，同样也需做最坏的打算。
可以预见，重庆在经济面上的反转还需多年，而触底反弹期，也是痛定思痛的时期，需要重新审视、组织、审时度势，能给当前境况给出最优解，同时要瞄准未来机遇，让经济的活力呈现出多面性、前瞻性，才能在困难面前有更强的韧性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