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上海、武汉拿下前三，这一次二线城市逆袭

文丨西部菌

中国的城市发展，向来有着严格的一二三四五线等级秩序，但有时候也有例外。

比如这一次以杭州为代表的二线城市，就再次完成了对北上广深的逆袭赶超：

12月17日，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智慧城市联合实验室发布了《2019城市数字发展指数报告》，报告显示，杭州、上海、武汉分列前三甲。郑州、西安、合肥等同样表现抢眼。

为什么二线城市能够将一线城市比下去？数字化到底会如何重塑城市竞争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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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依据数字环境、数字政务、数字生活、数字生态4个一级指标及20个分指标，对各大城市进行综合打分。说的直白点，它衡量的是一个城市的数字化水平。

在前三甲中，享有“数字经济第一城”美名的杭州，不出意外拿下第一。武汉排名第三可能会让不少人意外，但事实上，武汉的数字化转型并不差，2018年其数字经济的增加值就高达5772.06亿元，占GDP比重达38.9%，位列中部第一。

其实不只是杭州和武汉，郑州、西安和合肥，同样有不错的排名。比如数字生活分项中，杭州、郑州、武汉位列前三，而西安和合肥都杀入前十。

这一次，二线城市能够和一线城市平起平坐，争当“数字一线城市”，其实并不奇怪。首先无论是杭州还是西安、合肥，它们基本都是近些年区域经济发展的热点城市。

像合肥，GDP从2001年的363.4亿，增长到2018年的7822.9亿，增幅全国第一。高速的经济增长，让它们能够在数字化转型上保持较高的投入。

另一方面，数字化水平并不是严格遵循从一线到二三线的梯度秩序发展的。

因为互联网的资源配置本身就是打破时空限制的，从“一次也不用跑”的数字政务，到生活缴费、电子证件搬到网上所代表的数字生活，二线城市完全可以做到更好。

事实上数字化的赋能的受益者，还不仅仅是二线城市。比如此前《互联网平台背景下公众低碳生活方式研究报告》，就揭示了一组有趣的数据：

杭州人通过行走，在蚂.蚁森林年人均碳减排17.64kg，拿下全国第一。不过人均碳减排增长最快的地区，却是陕西宝鸡、甘肃武威、青海西宁、山西大同等三四五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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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竞争的角度看，数字化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赛道。它对区域发展带来的影响，可以从杭州身上比较清楚地感受到。

由于离上海太近，杭州没有拿到国家中心城市的入场券。但这并不妨碍杭州在新一线城市中的领跑地位。而且就在前两天的重要文章中，杭州和南京被单独点名：

经济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比较明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发展优势不断增强，杭州、南京、武汉、郑州、成都、西安等大城市发展势头较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增长极。

注意，不是国中的杭州，反而被排在了二线城市的最前面。这种“发展势头较好”，正是得益于高度发达的数字经济。

在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等头部互联网企业的加持下，杭州不仅是全国最早实现扫码乘车、电子社保卡全流程就医的城市，还拥有全国首个城市大脑、首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2018年杭州的二产占比只有33.8%，不过在工业制造业相对薄弱的前提下，通过数字经济弥补了短板。尽管去年全年的GDP增速只有6.7%，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接近垫底，但杭州依然成为资金、人口流入的重要地区。

资金方面，2018年杭州本外币存款余额达到39810.5亿元，在全国排名第五；人口方面，杭州去年新增33.8万常住人口，增量仅次于深圳、广州和西安。

另外，在相关机构的排名中，杭州中高端人才需求位居第五，成为人才高地。

杭州之外，贵阳的案例，同样能够显示出数字化所带来的弯道超车效应。2018年贵阳大数据企业超过5000家，大数据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000亿元，增长22.4%。数博会已经成为响当当的名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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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城市发展逻辑，至少经历了两次变化。

第一次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没落，以及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兴起；第二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沿海产业内迁，中部的武汉、合肥，西部的重庆、成都等内陆城市站上风口。

杭州、上海、武汉拿下前三，这一次二线城市逆袭了
但这两次洗牌都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工业又是高度集聚的领域，其持续增长建立在规模效应上。因此面对土地瓶颈，很多城市都在打造新区新城，接纳新的产业和人口。

工业化的城市发展逻辑下，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资源，不断流向中心城市，它也塑造了当下的城市格局。可能有人觉得北上广深基本没多少工业占比，其实它们只是进入了工业化后期而已，最尖端和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仍然被其牢牢掌控。

不过正如《2019城市数字发展指数报告》所揭示的，二线城市的弯道超车，意味着从工业化到数字化，第三次洗牌已经到来了。

当然数字经济不是空中楼阁，它依旧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上，逆袭不等于可以随便超车。

比如统计数据显示，全国4个直辖市加上15个副省级中心城市的软件与信息服务收入，占全国比重81.2%。数字经济资源依旧被头部城市主导。

只不过如杭州和贵阳，一线城市垄断资源的局面被打破了，城市竞争的赛道越来越多元，超车的机会越来越多。

数字化水平，不一定是GDP越高、人口体量越大，发展水平就越领先。比如数字发展指数的调查显示，点赞最高的10个城市中，超过七成在电子政务财算投入指标排名都在30名以后。投入较小的前提下，取得了较高的数字服务体验，这就是一种超车。

而且，数字经济影响数字化水平，但数字化水平不仅仅是数字经济。一些数字经济占比份额不高的城市，照样能通过政务服务接入支付宝的方式，推动政务创新，为民众带来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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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说，在数字化引领的第三次城市洗牌中，经济资源依然会向中心城市集中，但中心城市想要赢者通吃，将越来越困难。

原因很简单，在度过经济高速增长和快速工业化的阶段后，未来的城市竞争，不仅仅是纯粹GDP增速的竞争了，更是城市服务水平和质量的较量。

比如在企业层面，西安市场主体的增长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榜首，2018年新登记突破50万户。这种营商环境的大改造，正是数字化拉动的成果。数字化让企业不用“跑断腿磨破嘴”，提高了服务效能。可见在前述榜单中，西安顺利杀入前十，并不是巧合。

而在人口和人才方面，从比拼增速到比拼服务，也意味着全新的抢人逻辑。

在前两天的推文《2019百城抢人大战复盘！哪些城市是最后赢家》中，西部菌提到，主要城市抢人的手段，已经在发生重大变化，单纯送户口和补贴已经起不到太大效果了。

在大中城市零门槛落户加速来临的前提下，户籍门槛越来越低，人口可以自由流动。今天在这里落户，明天就可以迁走。那么，要抢人并实现留人，就得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公共服务质量，体现在方方面面。往大了说，一个企业办事要经过多少审批，这是一种；往细枝末节来看，公交地铁可不可以刷二维码乘车，电子证件、社保公积金能不能在支付宝上手机一键办理，也是一种。

在数字化引领的第三次城市洗牌中，一些像杭州这样的二线城市，哪怕GDP增速不快，但服务质量可以做到超一流。比拼服务质量，能让它弯道超车，也让它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