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记忆

　医者记忆
                                    三、三班家长 汤吉平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通过收音机得知成都红十字会开始接受捐物，我们一家便用电瓶车（两个）驮着4包（编织袋）衣物、雨衣和伞来到大慈寺旁的红十字会。

捐了物品，得知灾区特别需要医务人员。我告诉他们我是一名执业外科医师，领导让我马上签字去灾区一线。由于完全没准备，我就告诉他13号去，因为孩子需要安排一下。当时就和爱人、儿子杰元一起帮着搬救灾物资上大卡车。现场的气氛让人感动，每人的表情非常严肃，救灾如救火，二十多个人很快就把一车货装满了。印象最深的是杰元，象大人一样抢着干活，他妈妈和一个叔叔在车箱内堆货，杰元大包小包地抢着散装的雨衣、雨伞、食品、矿泉水、方便面、奶粉等物品，一直忙到把车装满。看到大人们忙碌的神情，他跑得很快，有时在大人手里接东西，大人们不给他，说：“太重了，到库房去拿你拿得动的。”有时他又跑到车箱前大叫：“妈妈快点，要掉到地上了！”有时是他妈妈弯腰下来接，有时是不认识的叔叔帮着接一下。旁边没参加装车的爷爷奶奶和和一起忙着的同志都在夸他：“好样的，能干，你是第一个小孩帮忙的。”

到最后大家都说可以了，不装了，就在这时，杰元索性把身上的雨衣脱下来，硬扔进车箱里，他妈妈说“天还在下雨，杰元你穿什么？”杰元大叫：“我要捐，我要捐。”大家都有笑了。车很快开走了，我们骑车回家。

5．13日早上到成都红十字会报到，我是领队，随队人员有妻子张艺，一名成都市某医院医生（女），一人是宜宾汉旺山监狱的法医。我们四人上了成都志愿者的车，另有约20多人志愿者，多是大学生，不懂医术。出发不久，到了彭县县医院，人很多，医院四周到处都是医用账篷，县医院接待人员告诉我，医护人员都不缺，你们去中医院帮助那些灾区送来的受伤病人整理补褥和清理病房，我马上召集随来的志愿者，让他们分两组行动，并选了两个组长带队，然后很快让他们去了中医院。

我们四个医护人员随两辆120救护车去都江堰一线。约一个多小时，到达了都江堰抗震救灾总指挥中心，找到分管医务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写了一纸条，让我们去找西二街红十字红指挥中心李局长，我们四人找到了李局长，并要求去前线，李局长当即安排了向导医生，一个矮个小伙子，是都江堰中医院的医师，指挥中心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件工作服，上车出发去了最艰苦的地方------向蛾，李局长叮嘱我们要小心，注意安全，那里的尸体已经开如腐烂了。这时，我意识到此行任务很艰巨。李局又说：“去的路上可能会遇到有人请你们下来帮着抢险，你们可以先去目的地，我们有安排，那里更需要你们。”

果然，我们刚到大约是城中心路段的位置，就有人把我们车拦住，大叫：“医生，快去，快去！那里挖出来一个活的！”我从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官兵们正在挖掘车下面忙着，有一双脚在使劲摇晃着，其它身体部位被废墟埋着，我们正准备下车去帮忙，看到都江堰中医院的120车来了，司机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我与向导用高音喇叭激动地向司机吼道：“快去！快去！”用手指着地堆废墟，“挖出个活的！”

我们继续前往蒲阳镇医院，沿路房屋倒塌，山体滑坡。我们的车到了，院长和几个医护人员告诉了我们他们医院的情况和急需物资，让我们快把消息带出去，医院整体房屋都不能用了，他们搭帐篷作了临时救助医护场所，条件很艰苦，工作人员都在坝子里，账篷里是医用品。我们对他们表示了同情和慰问，向导告诉文院长我们要去一线，还没有口罩，当时其它几个医生把自已的口罩都给了我们四个人，院长带队前往一线，向蛾（向峨乡有中学、小学、有街道和乡村各机构）地理位置很特殊，方园四五公里路远的山区学生在这里上学，向前不远就是虹口乡，前面翻过一座山头就是汶川地界，由于距离震中很近，所以向峨镇在这次地震中被夷为平地，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很大。

到达向峨，文院长把我们介绍给了向峨医院的医生和院长（曾建），然后了解一会情况。约半小时，我们四人当时看到了那里的实际情况-----院长和向导要回去工作了，问我们要不要一起下山，并告诉我们，他们走后就没车下山了，要等明天120车来了才能下山，山里没有通讯信号，下去有几十公里山路，夜间灾区有可能在余震，会出现飞石、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险情，所以不能走路下山，就是说他们走了后我们几个就不可能下山了，我们四个人好不容易到达灾区一线了，都说没关系，我们在这里帮着做点什么吧！院长放心下山吧，我们到时会给你们报平安，麻烦院长给李局说一下，我们到达向峨一线了。

作了简单握手告别，他们走了，我们留下了。

开始工作：这里没有人安排谁做什么，拿着活就开始干。我简单地安排了一下，法医在医务台给群众发药，两个女性帮官兵消毒，发手套，我去帮曾医生处理尸体，工作到了深夜，我们随去的成都医生脚扭伤了，伤得利害，不能走动了，我给他处理了，法医和她清早坐120车下山去了，整个场地就剩下我和妻子张艺两人，还有都江堰医院的120，司机1个，护士1名。

我和曾医生负责处理尸体，工作到深夜，有空时说上几句话，但往往没说上几句就又有尸体挖出来了，一个，两个，三个......一直都很忙，第一个晚上地上的余震很强。天亮了，我们才发现所有人都一夜没有休息。早饭是方便面，开水是部队现场烧的，一口大锅，各自去舀水，这时才知道和我们一起的是炮兵旅、77115部队、77145部队。

30多岁的曾建（院长）的孩子四岁，已遇难，他却一直坚守一线，工作时不知妻子和家里人的情况，只知妻子活着（护士），同院医生称赞他，舍小家顾大家，每当谈到小孩子遇难时，他总是默默地流泪，转过头去或走到我前面两步远处，望着废墟-----

14日，国家防控中心和都江堰防控中心的人去各村组采水样，下午3点多才回来，我一个坚守全场，处理很多事务。

向峨场镇到处都有官兵拿着铁钎找寻生还者，拼全力拯救生还者，但找到的都是遇难者尸体。突然有两个兵跑过来说：“医生，医生，快去，那边有两个要处理（消毒、防臭）。”我与两个官兵跑着去的，一具尸体，面向地，看不清是谁，我把它翻过来，尸体已严重败坏，发着强烈的臭味，年龄大约70多岁，我还没处理完，已有几个妇女认出那是她们的父亲，颤粟地抽泣着，我与几个官兵一起把尸体用简单的棉絮包好，连包尸体的白布都没有，只有一双“老鞋”。老乡抬来一口用倒塌房子上弄来的木反钉的箱子，这时就是棺材了。我帮着把尸体放过去，还盖上盖子，又有几个官兵用担架抬来了个妇女尸体......

让我最震撼的还不是尸体的惨烈形象。挖出这个老人的地方，需要消毒，此处三面临墙，墙体已没有支点，如余震一动，很有可能倒塌下来，有位军官和几个士兵叫我动作快点，处理完了快点离开，我很危险，但官兵挖的时候肯定更危险，我很快可离开，他们挖掘工作可不是一会就可离开的。我震撼！这次灾情显现生命的脆弱，但人民军队发拨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人性的光芒，子弟兵亲兄弟般的爱，给了灾区人民深深的同情况和慰问，这种爱充满力量，勇敢无畏。坚韧不拔。

时时都会听到一声又一声“幺儿啊、幺儿啊，你死的好惨啊”，人们有的哭着，用身体俯在包裹好的尸体上，轻轻拍打着；有的双手抱着自己的头，使劲摇晃着，有的跳着哭、颤栗着，悲痛万分，有的无哭声，只有那种要命的哽咽声，有的一声未发就昏过去了，有的抱着裹好的尸体不放手，哭泣着，男女老少都有，有的哭唤着孩子的乳名，排号，有的听不清楚哭唤的什么，在场的其他人，有的含泪转过头去，有的走动两步又停下，有的泪流满面去安慰熟人，我的眼泪也没有停止过。有时还没来得及看清他们悲伤的样子，又来一具、两具等待清理的遗体。

官兵从废墟中挖出来的人体，各种形态都有，头向下，脚朝上直立的，弯曲的……，大多尸体已严重破坏，手脚断了的，我给他放回去，这样方便认尸准确，重度损伤的不多，大多头被压变形，脸变形，有的眼球压出来了，有的脑浆被压出来了，有的头盖骨露出来了，有的嘴变形了。虽然惨不忍睹，但亲人们一个挨一个仔细地辨认着，我发给他们一双医用手套，按尸体每具两双，（其中有一个多小时，连手套都没有），我们只能为他们做这些了，有的很快认出自己的亲人，他们用手轻轻拂去孩子头发上的泥土，此时此刻尸体发着强烈的臭味，让人受不了，可他们失去孩子、亲人的痛苦，让这一切尸味都不存在了。一个女孩的尸体被送过来，约十六、七岁，头部变形已无法辨认，她父亲把整个尸体仔细的看，翻过去，又翻过来，约20分钟左右，我处理了两个遗体后，看到他还在辨认，走过去问他，他说：“衣服像，但裤子和鞋子不太像。”我说了句要仔细点，最后他让家人把他的衣服拉起来，看背，再看尸体的背部，我明白了，他在对背上的痣，最后得以确认，开始包裹尸体。曾院长也感动了，对我说：“很多孩子住校都换衣服裤子穿，这给认尸增加了难度，不好认。”

深夜了，只有我和曾建在处理尸体。不知过了多久，又挖到一个班的学生，一具、两具、三具，三个担架飞快地跑着（尸味太大、抬尸体的士兵不得不快速的跑着），我拿着药粉也在跑着，嘴里念叨着：这里、翻过来（指四人抬在手里的担架），这个是正面、不要翻、手抬。有时我也去帮士兵抬尸体。有时由于灯光暗，看不清，我就举手做手势，告诉士兵医生在这里，尸体朝这里抬。尸体太多了，我没来得及数数，只觉得没地方放了，索性指挥士兵把尸体向已放好的尸体之间放。放下去基本上都是尸挨着尸了，这样也给认尸群众带来不便，但没办法。

按当地风俗，死人都要盖着脸，有用纸、书或者废墟中拾块破层板盖尸的。我用一块不知盖了多少个尸体的红花布，刚盖上去，马上有人从尸体上拉开，当时我记得手都还没收回，一看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告诉我：“一个尸体只能用一次，不能用别人用过的，家长会有意见。”多平凡的语言啊！ 

这个小男孩，是一个该校学生，幸存者之一，我和曾医生都有同一感言，说他长大以后有出息，不同常人：不寻常——那种镇定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帮着乡亲们辩尸认尸、包裹尸体、烧香、燃烛、放鞭炮，有家属带来死人用的衣鞋，帮着穿整，曾医生告诉我这个小孩从发生地震到现在已有两天两夜没休息，一直在这里忙着，我看他有时带着手套、有时没带手套，他好象不知道什么（传染病），有时又跑过来帮着登记死亡姓名。有时找我说他哪里发痒了，我给他消毒处理完，又去帮乡亲去了，我告诉他注意不要把自己感染了。

小男孩忙着，我也忙着，来不及问点他家里情况，也没问他是几年级几班的，只看到他穿着件卡克衣，半露着胸部，明显的没穿衬衣，一条长裤，一双凉鞋，很简朴。大约大深夜了，我在处理尸体是发现，他在不知放了多少具尸体的空位上，用一块很薄的层板垫着，睡在上面，我吃惊了，叫他起来，要感冒的。他说没关系，习惯了。我看了一下四周，等着从废墟中挖而没挖出的孩子的老乡还很多，大家分散为四个地方，围四个火堆。他们痛苦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个小男孩的行为让我无法理解，这里的每个人，包括小男孩，没有一个人真的能睡下。我回到工作台，另一个一同值班的医生，一直没休息，这时才拉了块层板躺下，约10分钟，又起来了，无语地工作。

深夜，有个大约40岁左右的妇女，穿过警戒线，一头叩在我面前：“医生做个好事吧，我要四个口罩。”她用那无力的手抱着我的脚痛哭，看着无助、悲痛集于一体的她，我开始解我嘴上的口罩。这时，我旁边发电机组有个人打开车门，拿了一个塑料袋过来给我，我打开看了一下，正好四个，我给了她，说“我只能这样了。”我没流泪，可却忍不住了，扭过头去，望向夜空，天上有一个明月，月亮四周有乌云，乌云在月光下显得很黑暗，泪还是流下了，因为刚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他们的尸体都是部队的棉絮或是废墟中干净的棉絮包裹的，有的是家里带来的白布包裹的，有几个老乡什么都没有，向我要棉絮，我问部队人员，他们没有了，用完了，老乡没说什么，走到尸体旁、走到废墟里找了一张棕垫，抖了两下泥土，就这样包上尸体，抬走了。一个个活泼的生命，就在这次灾难中消逝，连一点点基本的要求都达不到。

清理完学校所有的废墟，已经是16日了，我与妻子把身上仅有的几百元钱捐了，找到部队负责人，他不停地对我们说：“医生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坐前面驾驶室，其它人坐后面车箱......”到了总指挥中心，报平安，汇报灾情，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你们辛苦了，辛苦了！”然后安排我们回了成都。

回家后，消完毒洗了个澡，倒下就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张艺又要我起来，我当时确实太累了，头脑不清楚，只记得是这样一句话把我叫起了床------实小三一班杨科的妈妈是搞地质研究的，她们要去一线了解情况，你带他们去吧。为了灾区人民，我立马起来了，电话联系，坐上了他们的车前去向峨，随车带上相机，到战斗过的地方照了相片，然后回成都很晚了，由于考虑到卫生安全问题，我没同意和他们在外面吃饭，各自回家消毒休息。

次日和方老师联系上了，把孩子这段时间的生活学习全交给了她。方老师知道了情况，不辞辛苦地陪我们从市中心去了金沙，接到中医学院高教授（化学），返回成都红十字会。为了社会的安定，老师坚守工作岗位，维持后方的稳定比去一线更重要，任务更艰巨，因为老师们冒着余震可能带来的生命危险，保护着孩子们上课，消除孩子的震后恐惧感，从而稳定整个社会的千家万户。

到红十字会后，方老师把她车上所有的药品、口罩、手套都给了我们，此时的心情无法言喻。下车后，我们简单地说了几句告别语：注意安全，平安回来。各自出发了。

我们与北京红十字会人员组织了一个去汶川的救援队，随车有药品，食品，两个帐篷等少量物资，备着自用，此行有三辆越野车，因为去汶川的路险山多，车内有医护人员两人，抢险员两人，特警两人，其余人员均是消毒专家。

过了绵阳，在车灯照着能见公里两侧，到处都可见巨大的滚石，估计是部队把它们排开的，泥石流、山体滑坡随处可见。我用相机在车内向外照，几次都失败，照下的也不清楚，由于风大、雨大、相机无法伸出去拍照。

离北川县城一公里处，我们遇上了6.0级余震，当时我们的车还在前进，天下着大雨，刮着大风，突然我和驾驶员透过挡风玻璃发现天边出现了一道很蓝很蓝的光，形状极像闪电，但不像闪电那样一下就消失了，从某种角度来说还有点美，蓝光慢慢散开，然后消失在黑暗中。司机说：“有大地震要来，有十二秒逃生的机会。”他通过对讲机叫随队车注意安全，停下来。几秒钟后，余震果然来了，那种感觉很强（第二天才知道我们当时的位置就是发生这次余震的震中）。雨还是很大，风也很大，我们不知是什么地方，前方有部队车队，很明显，我们断路了。下车，风大得让人站立不稳，士兵在大风大雨中拉帐篷，看样子刚停下来，我和一位上校拉了几句，知道他们刚从前面不远处退回这个开阔地，前面刚抢修通的道路又被泥石流、飞石堵死了，无法前进，而且很危险。

我们停下车，看有没有机会等官兵把路修好，再前往汶川，过了约十几分钟，北京领队让我们返回成都，因为太危险了（因风太大、雨太大、照相机都是用手挡着镜头，照出来不太清楚）。

原路返回约5分钟车程，看见几十个老乡在大风大雨中走来走去，我们停下车，我听见一个老人（约70多岁）喊着：“咋个得了哦！咋过哦！”我看见有十来个老乡们用竹子、旧木材搭的帐篷，上面盖着花胶布，风一吹，胶布像风筝一样飞了起来，下面已被大雨淋湿，有几个搭得好一点的，棉絮没打湿。没有征求大家同意，我把我们车上的东西搬下来----2个自用帐篷和一些食品、药品。前面车上的同行也把雨衣拿了一部分，交给队长（老乡说他是生产队长），让队长发给大家，我在夜里看了一遍，这一群大多是中年人，男女都有，也有老年人，没有孩子，估计他们是未来得及转移的群众。

继续返回约20分钟路段，看见一辆泸洲120的车停在路边，我们靠近停下车——原来因为夜间余震强，加上风大雨大，太危险，他们车上装满了灾民，故停在这个开阔地等机会，我们问了情况，知道他们缺水和食品，因为是转移灾民，车上无法供给物资。我们把一件水和部分食品分给他们，保证坚持到天亮是没问题，他们告诉我们不要走了，怕有山体滑坡，他们的好意我们心领了，握手告别，大家继续前进。

回到绵阳，转折去汉旺某小乡村临时医疗点，那里缺少药品，我们把剩下的药品和物资全送去。没有人关注时间，都只想为灾区人民做点有意义的事。接待我们的是四个妇女和一位男同志，男同志开着收单，四个妇女穿着普通衣服，看不出是不是医护人员，他们把药品等放入标有红十字的帐篷里后，互相搀扶着，流着泪。有位年长的抽泣着说：“他们比我们亲人还亲，他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由于去不了汶川，返回成都要向红十字汇报。我接通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男领导的声音“要注意安全，出去的都要安全回来。”虽然不是第一次听到，但这次的声音显得很担心，并告诉我不要去汉旺，那里的灾民准备重建家园，但看起来好象不行，军人也在向外撤，我没有回答，说完便关机。卸完物资，我问司机去汉旺还有多远，司机说还有2-3公里，（司机也想去看一下），我决定去汉旺，向大家说：“关好车窗，戴好口罩，去汉旺看看有没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到了汉旺，到处是倒塌的房屋，被摧毁了的厂房，街上有2人在安装自来水管，与电话里说的不一样，我们转了一大圈，了解了一下物资中心的情况，然后返回成都，此时天亮了，看看时间，早上7点。

在灾区一路走来，灾区的每个人可能都经历过亲人离世的痛苦，但前来认尸的人群中，有的要承受一下子失去几个亲人，甚至一二十个亲人的痛苦，这是难以想象的。面对一声又一声撕心裂肺的痛哭，我们都不由得感叹：这些人是幸存者，但也是数万人瞬间离世后的苦难承受者，他们需要何等的承受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