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主任被捕了……”。三十年前,一条爆炸新闻在参加唐山抗震救灾部队中迅速传开。看着这位人们十分敬重的老英雄被带走时脸上的痛苦表情,我们的心都快碎了。
那个时候,秦哲民在我服役的那个部队是个不怎么起眼的人,尽管他在我们这些下级军官眼里也算得上是个官---政治部主任。在解放战争时受过小伤,立过战功,在这个英雄成堆的老部队里也算得上是个英雄级的人物。官至几千精兵强将里第六号,有资格配备专职警卫员。仅凭想像,他或许有几分威严。
然而,当我从机枪连调到特务连警卫排的时候,眼前这个第六号人物怎么也和“威严”这个词联系不起来:他50来岁,小个子、细皮嫩肉、动作迟缓,对任何人都非常客气、说话也极小心。当我把一位战士带到他办公室安排做他警卫员的时候,他只是稍稍打量一下那位帅气十足的小伙子,微笑着点点头,就算通过了,这倒给我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这位首长比起其它人,显得随和,没有架子,是个好侍候的主。
支援大寨留影-----赵家渡
一九七四年,全国进入学大寨的高潮。我们部队也接受了一个十分奇怪但又非常“光荣”的任务,就是帮助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寨大队修筑大寨田。大概那会儿大寨造田造得没处再造了,就打起了削平山头的主意、造“小平原”。
要削山头造平原,就要爆破,摆弄这危险的活计,离不开军人。部队进场后,干活只能在晚上,白天是要他们自己干的。毕竟,那会儿大寨的形象是头等大事。
我们部队住邻村,白天没事。正好发现房东的小伙子藏着一本线装的《三国志》,我于是与小伙子就有了一定的交往。除了听小伙子发点大寨的牢骚,说说陈永贵解放前的那点臭事外就是看《三国志》说三国事了。以后想来也没什么出格的,毕竟是两个人的私下交流。
但这点事最后还是让这位明案秋毫、表面上政治性极强的秦主任发现了。大概是别的战士在无意中听到了我们的谈话。此时的戚主任一脸严肃、批评也算严厉。末了,没收了那本残缺不全的《三国志》,一句“下不为例”形同大赦。
过后想想也挺后怕的。那时他如果要抓典型、上纲上线、仅仅一句“污蔑陈永贵”,就叫我和那位老实巴交的小伙子吃不了兜着走的。通过这件事,秦主任在我心里的印象越发好了。
然而这个事仅过了两年,这个看起来很好的秦主任却出人意料地遭遇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灾难”。那是在三十年前那场令世人千年咀咒的唐山大地震时期。
唐山地 震后的最短时间里,我们部队按照命令进入灾区。那段日子,我们除了替死人收尸、替活人搭棚外,就是照顾自己,一切都顺理成章。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军队的条例就是这么规定的。那些体现“伟大”、“奉献”和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是过后,由闲着没事的人编排出来的,当然有了这些编排也就有了更大的英雄,也就有了更多的永垂和不朽。
凡事都有例外,秦主任的遭遇就算得上一个。
就在毛泽东逝世后不久,部队按规定对震后收集的物资进行例行清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装有贵重物品的破木箱里少了12只国产手表和少量钱款。
这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一时间,“有人在发国难财”……成了大会小会,甚至人们饭前饭后的头一个话题。事隔两天,保卫人员在进行搜查时竟从我们那位十分敬重的秦主任枕头下发现了那一包东西。
说起来,那包东西按当时的价值估算也不过区区两三千元而已,况且东西也没有出过帐篷。
我们是含着眼泪看他被几位不认识的军人带走的。接着下发的通报正式使用了“发国难财”这句话,后来大概也是在这个罪名下,判了他十年刑期。
据上头的人说,原先上报的刑期是十五年,好在刚调任北京军区任司令的秦基伟将军说了一句“太重了”而改判成十年的。从此,秦哲民这个人便没了音讯。
过后的日子,我转业到了地方,但战友们只要有机会凑在一起,总会不经意地议论起这件事,特别对他当时因两三千元而犯下的“发国难财”罪名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那个罪名太模糊而又极容易引起仇恨。以致有人推想,要是放在现在,或“挪用”、或“侵占”或“得利不当”,或什么事都没有,结果就肯定不一样。反正时间越久,人们对他的遭遇就越发同情。
世间的事也就这样,即使对待罪过,也要有合适的惩罚才行。惩罚过重,就会引起人们对罪过的同情。这种说法是不是正确,我不知道,但就秦哲民这个人的遭遇而言是这样的。
注:故事真实,人用化名。
<赵家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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