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总拿“农民工”说事

    真悲哀。你过去只要当过农民，那怕你现在在工厂里做到领班经理的位置，你也只能是个“农民工”。

    在全国打工潮开始之初，这样称谓尚说得过去。然时至二十年后的今天，打工已成多数青年人的必然选择，而从业人数已浩浩然超过亿万。而诸多“城里人”仍然用“农民+工”这个复合词来称呼他们，真不知这诸多“城里人”是无知还是别有用心。如果仅仅是无知，为什么不把城里人去打工的叫做“城里工”，把下岗工人去打工的叫做“工人工”，把干部下海的打工者叫做“干部工”……。反言之，如果城里人去种田去看山造林去牧区放牧，又该如何去称呼他们呢。

    农民是什么，是职业还是身份地位。近些年这个问题虽说在学术界正逐步受到重视，但就国民整体意识而言仍嫌含混。一些自认为高贵的国人，如北京上海的城里人，省上市上县上，甚至镇上的“城里人”，总习惯寻找比自己“低等”的人来反衬自已的高贵，为了固定这份高贵，便不分青红皂白地要给自已的陪衬人永远打上“农民”这个地位烙印，既使你做了工长，做了经理，也还只是个“农民工”。

    农民的地位问题，由来己久。记得年少时看《列宁在1918》电影，其中列宁的一句台词，让人印象深刻，他对徒步来莫斯科找他的“农民代表”说：“我们苏维埃需要粮食，你们就得给，你们不给，我们就会强迫你们给，这就是我给你的真理……”。历史沿袭，农民地位低似乎理所当然，特别是解放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和严格的户藉管理制度更加深了城乡两极的地位区别。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农民在这个社会里已成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这显然不公平。

     为了这份不公平，为了改变自身的地位，亿万农民离乡背井，告别妻儿老小怀揣梦想外出寻生活寻前途，经过多年的努力，当他们自认为在工厂在城市站住脚并可以实现自己梦想的时候，突然被人告知他们仍然是“农民”，这个结果显然是残酷的，能显示城里人宽容的是在“农民”的后面加了一个“工”字。

    年初，有即将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竟向社会宣称，要建议立法保护农民工权益，且不说它是不是个伪命题，但至少可以看出：一些人对进城务工群体的那份关怀是虚伪的，是想站在城里人的角度去施舍笑容，是高贵去临幸低贱，意图以立法来固定他们的农民地位。

    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它首先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的人不管他从事农从事工，不管他住在城里乡里，他都是这个社会的公民，他的任何合法的权益都该受到这个社会的保护。同时，既然他是社会的一个地位平等的公民，他就自然而然地有权选择自己的职业和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居住地。当他选择做工时他就是工人，选择行商他就是商人，他还可以选择担任一切可以胜任的社会角色。

    尽管这个理想的实现还有时间距离，但我们不正在向那个方向努力吗。

    在这个前题下，我们有权去给别的公民身上打上身份地位的烙印吗，显然不能，既使出于好心也不能。
         
                                                      <赵家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