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则关于麻雀的新闻让人浮想连翩,说是青白江的一位沈姓婆婆最近与侵扰她稻田的一群麻雀展开了一场毫无胜利希望的战争,为了保卫自己那块己抽穗的水稻,她使用了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手段,什么穿衣服的草人、伪装的耗儿药、拌敌敌畏的炒米,外加鞭炮、人撵……,这一切全不奏效,只好随它去了。

当年的除四害运动
说到麻雀,对于种过庄稼的人而言,那实在是让人头痛的事,如果要按那劳什子的食量来算,的确不是个小数目。
不过,在中国如果单纯按经济帐来算倒好办,但这麻雀与政治挂上钩以后,倒给我们留下一笔剪不断理还乱的糊涂历史帐:
那是在1955年,有农民反映,麻雀祸害庄稼。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找到中科院前任动物所副所长钱燕文咨询,钱回答,我们对麻雀的食性还没有系统研究过,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但几天后,毛泽东亲定的“农业40条”(即《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的第27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由此,麻雀与其他“三害”一起,被判极刑。
在随后的日子里,“除四害”便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当然这奇怪的政治任务也给后人留下诸多话柄和让人编排出许多令人捧腹的笑话,这样,那场除四害运动,特别是除麻雀运动便更显愚蠢可笑了。
其实,不管后人前人,审事均要客观,毛泽东是农民出身,对麻雀的好处坏处应当略知一二的,对麻雀的食性也不会一点都不了解,但面对国家处在粮食短缺时期,对那些损害粮食的事物加以防范其实并无大错,就在而今出现这样的事也似乎事出有因。
例如那位青白江的沈婆婆,你会无端地去指责她不懂科学破坏生态吗?
我倒以为,凡事都不要离开历史背景去对历史现象说三道四,不要按现实感受想当然地去猜度历史事件,如果下车伊始,不懂装懂,就去指责崇祯皇帝禁烟、康熙皇帝禁酒是不懂市场经济;就去指责解放初期的计划经济是阻碍社会发展等等,那是主观和盲目的,也是愚蠢可笑的,以此来评价历史极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