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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8月8日21时19分,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7.0级地震。初步统计,地震目前已造成63人受伤、5人死亡(死者均为游客)。

每当这时,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都会被人提出来:地震能够预测吗?为此,我们转载发表于《民主与科学》( 2016年第3期)上对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培德博士的一篇专访,供大家参考。


记者地震前会有预兆吗?比如动物的异常表现,或者天气的异常等,这些是否是地震的前兆?地震学家是如何看待这些异常现象的?

王培德:大地震之前出现各种征兆,比如鱼儿上浮、翻白,动物纷纷逃窜,家禽乱叫等,这些现象在地震学中叫做动物异常。地震学界关于地震前兆的异常归纳了 8大类,动物异常是其中的一类,动物异常在地震之前确实有。

但是,造成动物异常的原因很多,比如猪拱圈或者牛躁动不安,可能是受到了惊吓,也可能是发情期,所以很难在事先看出这类异常与地震有关系。而很多异常都是事后回顾,这个跟地震到底有多大关系还很难说。

另外,出现异常现象并不是普遍和大范围的。比如有人报告家里鱼塘的鱼翻白、冒泡了,但是只有一个或几个鱼塘出现变化,别的鱼塘没有异常,如何以此来判断这就是地震的前兆?所以通过动物异常来判断地震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另外,地震学家如何判断到这些征兆是地震前兆?如果出现了动物、地电(通过地下的电流的变化)、地磁、地下水等异常,比如唐山大地震前,也出现一些此类前兆,河北地震局就注意到这些现象,有6名同志去现场收集资料,然后准备拿回去分析,但是没有等到回去,不幸赶上了地震,全部牺牲。

换句话说,如果他们知道会发生地震,还会去吗?还会牺牲在那里吗?所以说,完全没有知觉,那不是事实,但是要根据当时出现的异常,科学分析然后做出判断确实也很难,征兆和结果之间还有报大一段距离。

而且这些异常现象,非地震时也会发生。所以仅凭这些征兆,是很难判定地震的。迄今为止,人类关于预知地震的经验还不足,很多地震的征兆都是事后的报告,事前是不能确认的。

记者:从科学的角度,地震能够被预测到吗?迄今为止,世界上有没有成功预报地震的案例?

王培德:这个问题目前一直有争论。地球物理学家陈运泰院士曾经在《求是》发表一篇文章《地震预报要知难而进》,他的观点是对地震预报要持审慎乐观的态度。美国的一位地震学家Robert Geller就认为地震是不能预测的,他认为地震的发生是一个自组织现象,自组织过程是没有办法预报的。

当然,这个观点在世界上有的地震学家支持,有的地震学家反对。包括陈运泰院士在内的世界上一些地球物理学家认为,地震不是自组织现象。原因是地震有地震带,有活动周期,这是不符合自组织规律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次强烈地震的能量如此巨大,相当于几千颗原子弹的能量在脚下聚集,人应该有所察觉吧?自然界是有反应的,例如一些动物,但人用什么办法去发现,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确切可行的办法。我们都在努力,想办法去觉察出来。

邢台地震到今年50周年,从人类历史看太过短暂,50年我们能够看到的例子、参考的经验也就100来个,给地震学家研究的例子才二三十个,所以,这方面的经验非常少。世界各地的地震学家在地震预报学方面还在不停探索,不这么做,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举个例子, 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他们在战后把主要精力放在抗震结构上,就是把房子盖结实,地震的时候房子能够抗震不倒,这应该是一条比较成功的经验。但是神户地震、福岛地震让日本损失惨重,如果有预测预报,在地震来临之前可以把核电站关闭,把反应堆停止,把天然气的管道关闭,那损失就小多了,福岛核电站后来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所以,目前的经验告诉我们,抗震的道路不算错,但是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现在日本又开始回过头来搞地震预报。这就是人类对地震的认识过程。

迄今为止,世界上预报成功的地震例子只有一个,那就是1975年2月4日发生在我国的海城地震。能够起到大规模挽救生命的预报地震的例子,目前只有海城。因为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地震,那样的预报并没有意义。

对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意义要有恰当的评价,它证明了地震预报是可能的,但不等于说现在地震就都能预报。海城地震序列有它的特殊性,海城地震主震发生前几个月,当地小地震非常频繁。唐山地震之前就没有,唐山地震预报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套用了海城经验。

现在已经认识到,地震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人类对地震的知识是很有限的,是在逐步认识的过程中。

记者:2008年汶川地震前有征兆吗?

王培徳:很难说。当年唐山大地震时,群防群测,即使是中小学也有监测点,当时的信息是比较多的。但是几十年过去,地震在我国并不多。所以,人们的警惕性开始放松。很多群测群报点就没有坚持下去。

所以,汶川地震前这方面的资料远远不如唐山大地震的丰富。据报道,汶川地震前也有一些前兆的报告,例如动物异常,但所面临的识别困难与唐山地震之前面临的问题并无实质的区别。
记者:我国在地震预报方面的科技实力如何?

王培徳:研究机构有的省有,有的省没有,科研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到我国全国不过二三百人在从事地震基础性的科研,有可能实际力量还不到这个数。

在地震系统,目前在职员工不过万人左右,有相当一部分人员从事行政管理,相当一部分人员要做台站管理,不直接从事科研,全国有超过1000个台站,要把这些台站维护好,每天都要上报数字,所以很多本科毕业生从事数据监测。还有一部分在职人员从事抗震工程方面的工作,还有一部分人员做仪器研制。所以,真正从事地震基础科学研究的力量就很薄弱了。

我所在的研究所在陈运泰院士的带领下,有一个团队从事震源研究,还有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有几位教授也有带领团队在做,全国仅有这些。在研究所中也不全是直接从事地震科研,有很多业务工作,比如平常的检测、台站报告的评估,还有每次地震之后的评估,都由地震工程学家去做,这非常重要。

比如汶川地震后要交给中央一份震害分布图,以便很快指导安排救灾,中央需要知道什么地方最重,什么地方轻一些。还有每次修大桥、水库、核电站之前的地震危险性评价,也需要地震科研人员来完成。当然还有一部分科研人员从事地震预报,可想而知还有多大的力量。

而且地震预报的难度非常大,对人才的要求又非常高,从国际上看,大型地震预报的项目还要投入大量经费,所以,陈远泰院士呼吁“地震预报要知难而进”是很有道理的。

记者:在我国,地震几级达到预报的标准?地震局对地震预报是如何规定的?

王培徳:5级以上达到预报的标准。自从邢台地震后,地震局对地震预报规定了一条政策——预报成功有奖,预报错了不罚。结果导致很多人预报,反正错了不罚,报对了还有奖。

其实很多预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比如说“某地在未来一年内会有一个6级地震”,谁也不可能因为一个6级地震而离开家去外面躲一年。

后来地震局要求细化地震预报——时间、地点、震级必须明确,震级不超过正负0.5或者1级,超过这个范围则预报无效;每一级地震预报的时间窗多大,太宽了也不能算成功,比如时间窗是一年或者两年有什么意义呢?最后由地震预报人员填表,填上三要素,一式两份,地震局一份,预报人一份,成功了奖励。

这就是我国地震局对地震预报的政策。
地震局拿到预报后,会组织专家会商,如认为发震的可能性大,再逐级上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16条的规定:“国家对地震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程序发布。”北京市的预报要上报国务院。这样就避免了乱报。

记者:目前为止,政府没有预报过地震吧?

王培德:是的。而且在全世界,只有我国实行由政府进行地震预报的制度。从法律和政策上看,地震预报到目前本身还是不确定的事情。地震预报是科学探索,探索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的事情怎么能由政府发布预报?

地震预报和气象预报不同,气象预报要成熟得多。在这方面,美国做得比较好,美国有地震学会,政府授权地震学会,是否有地震,让科学家自由探索和发表看法,并且可以把自己的研究公开发表在学术期刊上,至于发表的观点是否被公众采纳,则由公众自己来决定,公众可以信,当然也可以不信。

所以,政府应该只做确定性的事情,不能确定的事情,应该由科学家和科学团体去探讨和争论,这样对公众是有益的。

日本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地震预报上,政府不设专门机构,即日本气象厅不承担地震预报职能,日本政府把地震预报的课题交给大学教授,并提供项目经费,由大学的科研人员去做地震预报工作。这也应该是我国地震预报未来的改革方向。

我国唐山大地震后,天津的百姓用砖头和墨水瓶把地震局的玻璃全部砸碎,地震局当时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目前对地震工作也有很多不理解,一直都有公众提出要取消地震局。
记者:我国住宅的抗震标准是几级?

王培德:各地方不同,北京的抗震标准是8度。一个地震只有一个震级,但是有很多烈度,即地面的晃动和破坏程度。比如唐山地震是7.8级,震级是一个,但是烈度是不一样的,唐山中心是10度和11度,天津是7度和8度,北京是6度和7度,距离震中越远,震得越轻,烈度越小。所以,当年唐山的烈度最大。

烈度一共分为0到12度,12度是极限,定义是山川变异,河流改道。我国的祁连山曾经有过一次8.1级地震,但是在无人区,地震局的专家曾经去考察,从地表看地层的断裂有200公里长,改变得非常厉害。

另外,自然现象和成灾是有区別的,自然现象和能否成灾是两码事。比如祁连山地震,震级很高,但是没有死人,没有倒塌房子,所以不能成灾。但是,汶川地震正好在人口稠密区,房屋倒塌,人员死亡,这就成了灾。

现在地震死亡人数和社会发展是有相关性的,同样的地震,在发达国家死亡人数会很少,在欠发达国家死亡人数就会很高。

记者:近期,全球的地震比较频繁,是要爆发大地震吗?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王培德:地震起起伏伏是正常的现象,频率有高有低是正常现象。新中国成立以后,从1949年到1966年我国华北和中部地区几乎没什么地震,1966年邢台6.8、7.3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然后,东部地区经历了大约40年的地震平静期。2008年汶川8.0级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等一系列地震,发生在西部,地震就是这样起起伏伏,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大概会有个周期。

记者:地震来临时,公众如何面对?

王培徳:我国公众对自然灾害的承受能力比较弱。目前,媒体对地震的报道有些是不正确的,过于片面,追求行为效应。比如汶川地震,记者往往报道抓眼球的新闻,比如从废墟里救出一个人等。当然,我们坚持这个原则,只要有生的希望我们就不放弃。

但是媒体却往往忽略另外一个方面的事实,地震发生后,受灾和死亡的比例通常是一百比一,这是什么概念?100个人中99个是受灾,1个是罹难。什么是受灾?没房子住、没水喝、没饭吃、没医疗,在地震发生后,99%的可能是落在这个范围内,但是目前没人告诉公众你有可能面临这样的局面。
在美国和日本,他们的房子盖得比较结实,抗震性能强,更重要的是,媒体告诉公众,家里的架了上放的花瓶,墙上的画要固定好,不要一碰就掉下来,要在家里储备两到三天的水、巧克力和饼干等应急食品,有小孩的,要多预备奶粉等。

居住在地震带上的居民,更应该对地震有忧患意识,要有防灾的意识。但是,汶川地震发生时,北川的基站倒了,电话打不出去,24小时内一点消息没有。北川就在地震带,如果县政府哪怕预备有一部卫星电话,把现场情况及时和外界沟通,那么救援人员的进入就会早很多,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就会减少很多。这是我们要吸取的教训。

记者: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在预防地震和抗震方面对我国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王培德:第一是抗震结构。从科研角度出发,日本的结构抗震研究得比较早,而且很有成效,这跟日本对地震预防科研及早的投入和研发,以及口本多震的地理条件有关。

一方面日本国民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很强,另一方面防震减灾已经纳入日本小学的教育,经过多次演练,所以一旦发生地震,整个社会非常有序,日本民众都是排队去领救灾食品,从不哄抢。

我国的唐山大地震发生在计划经济时代,那个时候毎个人都有所属的单位,就是一个组织,所以,以单位为依托,那时候的救灾抢险可以做得比较有序。现在情况发生很大改变,人口分散,流动性很强,很难组织起来,如果发生大的地震,如何把分散的人员有序地组织起来发放救灾物资,将是一个很大挑战,这也应该是新时期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王培德最想告诉大家的,地震预报不过关最根本的是地震科学还没有发展到所需要的程度,归根结底是科学问题。

*本文摘编自《民主与科学》,2016年第3期,原标题为《地震能够预测吗?》为便于手机阅读,我们进行了删节,重新分段,个别字句做了调整,并重新制作标题,配了图片。如有引用,请核对原文。因无法联系作者,欢迎版权单位和作者与我们联系稿酬事宜。



少修他妈点水电站,不要又用专家来混淆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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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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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9 09:02 | 显示全部楼层

海城是好的起点,没有坚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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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9 10:46 | 显示全部楼层

地震云可以看,昨天地震前我看到地震云了,当时还给我老婆说有地震,不过一个小时,就看到九寨地震的消息了,位置简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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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9 10:53 | 显示全部楼层

印山聆月 发表于 2017-8-9 10:46
地震云可以看,昨天地震前我看到地震云了,当时还给我老婆说有地震,不过一个小时,就看到九寨地震的消息了 ...

地震局已经辟谣了,地震云跟地震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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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9 10:58 | 显示全部楼层

连动物都能预测到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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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9 11:1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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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砖家叫兽,事后诸葛亮,事前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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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9 23:37 | 显示全部楼层

现在砖家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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